苏格拉底被投票处死
1、苏格拉底为了做自己,把生活越过越穷,还得罪了越来越多的人,终因此丧命,这就是代价。
2、苏格拉底说:难道你不认为我一辈子都在进行着这件事情吗?
3、不知道苏格拉底是不是也看出来自己被阴晴不定的雅典民众当了出气筒,总之他似乎早就打算好要在法庭上和陪审团里的那些乌合之众斗争到底——毕竟苏格拉底往日里看不起的乌合之众如今竟要颐指气使地对着他本人执行正义了。于是我们看到了人类思想史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为著名的场面之一。苏格拉底刻意激怒陪审团: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大肆嘲讽那些雅典城里的聪明人,近乎狂妄地宣称自己才是这个世界上聪明的人,昏睡的雅典人不应该拍死自己这只惹人厌的牛虻,相反地,雅典人应该对苏格拉底感恩戴德,将其好生供养起来,所谓的指控不过是嫉妒苏格拉底得到了神的眷顾。甚至在第一轮投票仅以微弱优势决定了苏格拉底有罪之后,苏格拉底仍然没有收敛狂妄,他宣称如果一定要惩罚自己,建议象征性罚款1迈纳。苏格拉底在刻意找死,而他确实做到了,被彻底激怒而丧失冷静的陪审团在第二轮投票中以大比票优势判苏格拉底死刑。从判决完成到死刑执行之间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足够苏格拉底从雅典脱逃,他的朋友弟子们也劝他这么做——有罪者选择自我流放,待到雅典人民冷静下来、回心转意之后再择机返回,这是雅典司法制度中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苏格拉底拒绝了任何脱逃的计划。(苏格拉底被投票处死)。
4、苏格拉底的童年是在雅典的黄金时期度过的。伯里克利作为当时的雅典执政官,是雅典的辉煌与盛世的缔造者,因此后人们常把雅典的黄金时期直接叫作为伯里克利时代,从公元前461-公元前429年,历时32年。
5、苏格拉底在与不学无术但又想做的堂弟对话结束时提出了对堂弟的希望,当然也是对所有雅典青年的希望:“如果你真想在城邦获得盛名,并受到人们的赞扬,就应当努力学习,为了想要做的事情求得广泛的知识。”
6、苏格拉底之死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富有趣味的事件,有人用这个事件探讨希腊民主制度的缺陷,有人用这个事件探讨城邦与哲人这样深奥的政治哲学问题。但我不打算沿着前者的路线探讨,不打算通过考察审判苏格拉底的制度机制,去发现什么问题,寻找对今天有价值的意义。
7、西方哲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爱琴海岸,在那里产生了一批“爱智者”,古代世界早的哲学家。其中,以古希腊黄金时代的三位大哲学家具盛名: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8、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亚西比德。此人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能言善辩、精通音律,为当时雅典城的头号酷哥,“粉丝”无数,连口齿不清都有人模仿。坊间流言,说他与苏格拉底关系暧昧。这在柏拉图的著述里不难找到证明。在《会饮》中,亚西比德夸耀他与身材矮小、鼻子扁塌、皮肤黝黑,但光芒四射、魅力无穷的苏格拉底在练身馆里调过情!他甚至当众色诱苏格拉底,无奈后者并不领情,使其阳谋未遂。亚西比德是一个野心勃勃、富于攻击性的家伙。正是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在公民大会上煽动群众忽悠群众,使其所提远征西西里的动议在“公投”中获得通过,本人也被任命为远征军总指挥之一。但远征军离港后不久,他便因故叛逃到斯巴达,为高层出谋划策,给雅典造成了重大伤害。
9、这位在"世界"拥有极高威望,在雅典却毁誉参半的哲学家被"忍无可忍"的雅典人们,控以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腐化青年和反对民主等罪名。(苏格拉底被投票处死)。
10、而且,如果定罪和量刑程序合二为也会导致没有办法进行真正的量刑辩论。因为被告方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定罪问题的论证上,而无法在定罪问题尚无结论的时候,花费更多精力在量刑辩论上。在有限的庭审时限内,律师必须在无罪辩护和量刑辩护中进行选择,否则就会自相矛盾。
11、当年的雅典陪审制实行的是定罪量刑程序分离的审判制度。也就是说,要想给苏格拉底判处死刑,雅典人必须要先进行定罪投票,只有在确定被告人有罪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量刑投票,两次投票都要过半数才可以判处一个人死刑。
12、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406年,两年后,随着雅典的衰落,苏格拉底再一次发现他面临着强大的反对势力。在斯巴达胜利者的压力下,雅典成立了一个30人团为雅典的新政府起草法律。但是这个30人团很快就蜕变成哪个一个横暴的寡头统治集团,他们专断地迫害以前拥护伯利克里民主秩序的人,为自己聚敛财富。仅仅过了一年,这个寡头集团就被暴力推翻了,雅典重新建立起了民主秩序。但是很不幸,被推翻的寡头集团里有一些人是苏格拉底的好友,尤其是克里提亚斯和查米德斯。这使它又一次因诛连而获罪,如同先前在阿尔西比亚德斯的案中他因为是叛徒的老师而被入狱一样。这时候人们对苏格拉底的愤怒已经发展到对他的不信任。
13、年轻的苏格拉底向著名的智者普罗泰哥拉和普罗第柯等人求教,讨论各种重要的社会人事和哲学的问题。他以一种对哲学的崭新理解开创了希腊哲学的新纪元,通过他的教诲产生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产生了犬儒派等新学派,并通过他们一直影响到希腊化罗马时代。他貌不出众,但言谈话语富有魅力,他在辩论之中度过了一生,并向青年们教授哲学,公元前399年,他被人控告有罪,罪名主要是两项:不敬城邦所敬的诸神而引进了新神,并败坏了青年,结果被判刑。朋友们打算营救他逃离雅典,但他拒绝了,他认为自己必须遵守雅典的法律,因为他和国家之间有神圣的契约,他不能违背。
14、古希腊哲学大抵分为三个时期:自然哲学时期(又称前苏格拉底时期)、苏格拉底时期、后苏格拉底时期。
15、
16、 因为的标准是陪审团的投票,又没有的刑侦机构对事实进行科学的甄别,所以当事人的辩护就变得至关重要。辩护辞往往都是事先写好的,或自己写的,或请专业的高手代写的。于是,法庭辩护就成了演说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辩辞不仅讨论案件本身,而且往往对自己的贡献或品德大大夸耀一番,以博得陪审团的同情。
17、柏拉图的《对话录》中,苏格拉底的辩论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其他人则像傻瓜一样,钻进他事先设置好的一个个圈套里。也许苏格拉底太智慧了,雅典公民大会投票处死了他。这是早因思想获罪的例子,而且是经过民主的程序处死一个哲学家,这是民主需要反思的一个问题:民主能否保障少数人的权利,民主会不会被庸众利用对付极少数优秀的人。毕竟,历史告诉我们:真理确实往往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中。
18、前415年,雅典民众在亚西比德等人忽悠下通过决议,远征西西里岛的叙拉古城邦。在并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且伯罗奔尼撒战争还远未结束的情况下,雅典人又发动了另一场规模堪比伯罗奔尼撒战争本身的战争,企图吞并叙拉古及西西里岛其他城邦的土地,掠夺那里的财富,结果却是全军覆没,死亡了几万人,连统帅尼西阿斯和德谟斯提尼也被叙拉古人俘虏处死。此役使雅典元气大伤,从此走向败落。
19、我还欠阿斯克勒比厄斯一只鸡,你帮我还给他。
20、他说他的一生是幸福的,没有人会比活得更幸福,因为他真正活过。
21、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苏格拉底的死是雅典政治史上不可洗刷的污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说雅典的民主真的只是冠着自由开放的虚假头衔的暴民政治。当苏格拉底在公共场合高谈阔论并讽刺雅典政府时,雅典正经历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群众的神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比面对战争带来的威胁时更加脆弱且敏感。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关于希腊世界的霸权争夺战,也是一场不同意识形态与政治理念间的全面斗争,雅典所代表的民主与斯巴达所代表的寡头之间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它引起的阶级仇恨与国家冲突在破坏性方面可能远胜于其他国际矛盾,摆在对立双方面前的不是赤裸裸的物质利益,而是被精心修饰过的普遍正义感与责任感。漫长的战争撕裂了整个希腊社会,失去冷静的人们对意识形态的执着逐渐走向极端:如果一个城邦采用了民主制度,那么它无疑是我们的朋友;如果这个城邦是寡头制度,那么它一定是敌人。在战场上,雅典人终输掉了整场战争,雅典一度被暴虐的贵族寡头所接管,但事实证明雅典的民主制度远远比雅典的海军更难消灭,顽强的民主派很快就推翻了寡头。
22、随着探索的深入,苏格拉底名气越来越大,他向人问问题,往往能让人发现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原来自己真的无知。
23、苏格拉底一生虽然收学生,四处义务讲学,但是他从来不收一分钱,在法庭上苏格拉底为自己辩护说,他从来没有收过学生一分钱,直接的证据就是他贫穷,他说:“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人的老师,但若有人愿意来听我谈话,按我的吩咐去做,无论是青年还是老人,我也从来没有吝惜给他们机会;他们与我谈话,我不收费,也不拒绝与没有钱的人谈话。我做好准备回答人们的提问,无论贫富一视同仁,如果有人宁可听我讲,回答我的问题,我同样也作好了准备。如果他们有人变成一位好公民或者变成一位坏公民,那么要我对此负责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许诺或灌输过任何学说。”(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申辩篇》,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22页)。
24、 传说当初雅典王子提修斯自愿作为七对被迫献给米诺牛的雅典童男童女之前往克里特岛,决心解脱强加在雅典人身上的诅咒。在临行之前,雅典人许愿说,如若他们安全返还,将每年前往提洛岛祭祀阿波罗神。对此种神圣的宗教祭祀活动,城邦依例认真对待。为城市洁净,一律暂缓处决死囚。苏格拉底乃被投入监狱,等待祭祀结束后处决。其间,弟子们轮流探监,陪伴老师度过后的日子。于是,便有了柏拉图记载苏氏狱中言论的那几篇著名的对话录。约摸一个月后,这位年已七旬的哲人遣退妻儿,在众位弟子面前饮下毒鸩,从容就死。
25、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虽写下大量有关苏格拉底的文字,但仅在《第七封书信》里顺带提及“三十僭主”。虽提到克里提亚,但对其罪行却轻描淡写,对亚西比德更是一字未着。不仅如此,此两人还被安排为大量哲学对话的主人公。同样的,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也仅一次间接提到雅典人对克里提亚、卡尔米德和亚西比德等人的怨恨。不难想见,柏拉图、色诺芬是想要让苏格拉底与贵族弟子脱钩,以证明其清白。这些人的确犯了罪,但那是其秉性使然,与苏格拉底的熏染无关。问题是,为何柏拉图和色诺芬在克里提亚和亚西比德等人问题上讳莫如深?二人到底有何难言之隐?
26、在这样的制度设置下,苏格拉底在量刑阶段的论证义务其实之轻。他只须说服陪审团,使其确证控方要求的死刑判决过重,陪审团就必须选择辩方提出的量刑建议。所以,苏格拉底只须在这些不同意定罪的220个人之外再拉到30个人认为死刑判决过重就大功告成了。想想看,对苏格拉底而言,这是不是极其容易就能达成的目标?但后苏格拉底还是被愤怒的陪审团判处了死刑,可以说,这完全是他自己一心求死的结果。
27、苏格拉底批评雅典政府,因为他觉得由一帮蠢货和乌合之众组织起来的民主政府必然不懂得如何治理国家。奇怪的是,我们从来无法得知苏格拉底这种看法的具体依据是什么。任何时代都会存在政府的批评者,他们会评判政府的行为是否过于软弱或过于固执,会批评政府对某事件的处理不力,也会警告政府的某项政策将带来不利影响。宣称不参与政治的苏格拉底好像从来没指出过雅典政府究竟做错了什么。苏格拉底对雅典政府的反感来源于一系列的推理:乌合之众既不知美德,也缺乏知识,议会里坐着的皆为贩夫走卒,明明未受过训练,却还自以为是,稍稍有人煽动,便不知自己几斤几两。大多数人一生都活在卑微中,从事贩卖、耕作、手工等行当,好维持基本生计,鲜有人有闲心坐下来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善,什么又是的正义,试想这样的人如何能进行统治?整日无所事事的苏格拉底是少有的能闲下来思考这些概念的人,但他表示自己也未能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因此拒绝参与政治。“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一无所知”——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就是,连我这样的聪明人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懂得统治之道,凡夫俗子又如何厚着脸皮坐在议会里执行所谓的正义,这些人明明连什么是正义都不晓得,恰如马贩子竟不知马为何物。舍此以外,如果一定要说雅典政府真的做错了什么以致于让苏格拉底如此不满意的话,那恐怕就是民主制度的存在本身了。
28、因为,他内心坚信,如果按照学生的意愿选择逃亡,将会违背自己一生信奉的哲学观念,并将进一步损害雅典法律的。
29、 在苏格拉底一案中,一方是追求真理、舍身取义的伟大哲人,另一方则是以民主自由为标榜、被视为民主政治源头的雅典城邦。孰是孰非,谁善谁恶,不那么泾渭分明,感情上的取舍则成为一种痛苦的折磨,因而其悲剧色彩愈加彰显。在民主自由观念深入人心的现代世界,苏格拉底之死就不仅成了一个问题,而且成了现代人心里一个难以解开的结。
30、第真希望我有勇气过一种我真正想要的生活,而不是别人期望我过的生活。
31、孔子也不喜欢能言善辩的人。他自己不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说得很少,而且要求别人也必须少说。少说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弄得城府很深,可以装神弄鬼。因为言多必失,一言兴邦,一言废邦。因此,“子欲无言”,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刚、毅,木讷,近仁。”因此,后来中国就有了一个成语:“贵人语迟”。其实,中国圣人选择接班人的规则,其实就是一个愚昧的标准,也是禁锢思想言论自由的祖师爷。在这里善于讲道理,充满活力,充满智慧,却被孔子认为不仁,而那些愚昧、愚忠、死板,三脚也踢不出一个屁的人,却被认为是“近仁”。鲁迅后来感叹:为什么中国人会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一副死相,说笑就是放肆”,查一查,原来都是孔圣人惹的祸。
32、以上提到的部落精英都是苏格拉底圈子里的重要人物。可以说,他们是苏格拉底之死的原因,却不能说是直接原因。要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得回到西元前404年。这一年雅典在持续了二十七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终战败投降,斯巴达军队进驻雅典,雅典人被迫拆毁防御性“长墙”和体现其海上霸权的数百艘战舰。接下来,斯巴达在寡头派中指定了一个三十人委员会,为战后雅典制定法律法规。但这些人并不好好制定法律法规,却组成一个小集团,大搞恐怖政治。他们不经审判便对民主派大开杀戒,抄没其财产,并将很多人放逐他乡;把民主派赶尽杀绝后,便在自伙儿内部杀起的温和派来。此即臭名昭著的“三十僭主”暴政。其首脑人物正是克里提亚,柏拉图另一个亲戚卡尔米德则为其头号帮凶。
33、但苏格拉底本着“文人风骨”的骄傲(类似“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追求),以自己很穷的理由“漫天还价”,用一个低到陪审团不可能接受的赎罪价格,“拒绝”了罚款。
34、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了解一下苏格拉底在一生的辩论中所惯用的技巧。他称自己为助产士,顾名思义助产士只帮助别人生孩子,自己却不生育。他的辩证法与助产士的共同点在于,他只提出问题,而自己却不回答这些问题,通过向别人提问题而终把对方引向一个与自己的立场矛盾的点上。支撑他与别人谈论的动力,是一天他的朋友开瑞丰到德尔菲神庙问是否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女祭祀回答说没有,他为这个问题感到困惑,并决定亲自去检验一下神的意旨的真理性,然而在与形形色色的人交谈后,由于苏格拉底所使用的辨证法,让所有的答问者都没给出一个能让苏格拉底感到满意的答案,因此苏格拉底领悟出一个道理,别人没有智慧的原因在于他们自认为有智慧,他比别人高明与智慧的地方在于他一无所知。
35、后只剩一个机会了。在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以后,雅典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祭祀神明的活动,所以死刑执行就要延期。就在这个空当里,出现了我们熟悉的那个历史上的故事。一群苏格拉底的朋友、学生前来看他,不断地劝他抓紧机会出逃,甚至已经帮他准备好了资金,规划好了出逃路线,但这后一个机会,苏格拉底也放弃了。
36、他还创造了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产婆术”,为现代的启发式教学奠定了基础。
37、民主派虽比寡头派更仁慈,没有对反对派搞大屠杀,但僭主暴政毕竟发生不久,杀戮的惨景仍历历在目,城邦上空仍飘荡着血腥之气,要他们没有一点报复心,实在太难。寡头派的累累血债并没能真正得到清算,而苏格拉底与寡头派头目的师徒关系又尽人皆知,难以撇清,民主派怎么能不伺机报复?即便无法指控他直接参与了屠杀,也并非找不到其他理由如“败坏青年”等来打击他,并藉以威慑城内外蠢蠢欲动者。克里提亚和亚西比得等人难道不正是被他“败坏”后才给城邦造成了巨大伤害?考虑到寡头派死硬分子此时正在埃留西(雅典远郊的一个小镇)搞还乡团,磨刀霍霍,企图再次杀回雅典变天,民主派就更有理由采取行动了。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苏格拉底之死是必然的,他是被牺牲的。
38、有一天,我的儿子长大了,若不致力于学问,只是一个为了金钱疲于奔命的人,那我恳请你们处罚他。
39、苏格拉底虽然主张贵族政治,但并不反对民主政治,而是抨击古希腊直接民主、轮番而治的弊端,主张精英政治,专业政府……
40、所以,如果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某种程度上是有利于被告人的,因为陪审团完全可以为了避免对被告人处以重刑,而不给他定罪。所以,雅典实行的分离制度其实是对苏格拉底有利的。
41、苏格拉底拒绝出逃,饮鸠而死,是恪守法律,守法即正义,遵循法律的尊严……
42、当你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回首一生,发现自己活得尽兴,并且还将以这样的方式活下去,直到死亡降临。
43、民主派虽比寡头派更仁慈,但僭主暴政毕竟发生不久,杀戮的惨景仍历历在目,城邦上空仍飘荡着血腥之气,要他们没有一点报复心,是不可能的。寡头派的血债并没能真正得到清算,而苏格拉底与寡头派头目的师徒关系又尽人皆知,民主派怎么能不伺机报复?即便无法指控他直接参与了杀戮,也并非找不到其他理由来治他。加之城外的贵族派武装此时正蠢蠢欲动,就更得好好震慑一下他们了。克里提亚和亚西比德等难道不正是受其教导才变坏,才给城邦造成了巨大伤害?寡头派死硬分子此时不正在雅典远郊埃留西镇组织还乡团,磨刀霍霍,欲杀回雅典变天?故此,苏格拉底之死是必然的。他是被牺牲的。
44、对后世来说,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迫害很像一个恰如其分的政治寓言,“腐化青年”和“藐视宗教”这两项罪名十分具有象征意义,即使是在现代国家内,这也是个引起争议的敏感话题。思想可以颠覆一个政府吗?答案几乎是肯定的。但什么样的思想够得上颠覆政府的标准?没能能自己能给出正确答案。如果真的需要制定一个这样的标准,谁将是制定者和判定者?霍布斯告诉我们国家在事实上既是标准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国家会随心所欲地排除掉任何它认为对自己有害的人和事,做不到这一点的国家便不能称其为国家。然而即使是霍布斯也承认打着国家的旗号企图扼制人的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是不明智而且徒劳的,国家只能要求公民在低程度上做到行为服从。以这个标准来衡量,苏格拉底是一个守法的公民:他参加过对抗波斯人的战争,他是一个现有政府的批评者,但民主政府只是苏格拉底肆意嘲讽的众多人和事当中的一个,他从未参与过任何企图颠覆民主政府的活动或以实际行动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45、直接因素是:公元前399年,三个公民起诉苏格拉底,经过陪审团的审判……以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败坏青年和反对民主等罪名,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46、一个人知道自己该怎么活,而不是人云亦云,不是随大流,不是从众,那这一生,就是成功,这一辈子,就不会白活。
47、人的生命是宝贵的,可是生命的意义在追求真理,自由地信仰自己内心的上帝。如果有一投邪恶的势力,要迫使人变成一只猪,受尽侮辱还要让你快乐,那么,这已经不是人的生命,必要的抗争之后的适时放弃也是一种选择。苏格拉底给西方的文化注入的就是生命的意义,就是不苟活,对自己的生命负责的那样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