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名言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
1、现在我还要再作一些分析与补充。乐山公的医术高明，活人甚多，但是药店被窃，便得要抵押房屋还债，因此可知他的经济情况的确不佳。到了八十多岁的时候，儿子作县长返乡归来；在大雪夜中，仍是穿著木屐步行外出赴诊，我们就可知道，乐山公到了老年仍然是那么清贫啊！(我们今天仍能见到像他这种大善人吗？)四书《大学》上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医师、药店都是发财的行业，但是若对贫困的病患义诊、赠药，则不会发财了。然而乐山公虽然不能够发财，而却竟能够发身；当时获得社会大众的一致推崇，可说是德誉盛于当时，名声传于后世了。实在是不容易啊！(乐山公善心的事迹，刊载于陕西的《镇安县志》和《湖南衡州府志》及《衡山县志》等文献中)子孙连续六代都发了科第，而且贵盛，正符合了‘以财发身’这句话了。而乐山公和他的儿子都很清贫，孙子肇奎，也就是我的太高祖；虽然作教官，掌理书院，门生很多，然而也是很清贫。不仅如此，曾听到先辈们说，伯曾祖点中翰林的时候，捷报由京城传到家中，高祖母康太夫人，手里正抱著第七个儿子喂奶，就立刻亲自下厨房、做饭款待报捷的人，由此可知家中清寒的程度了！我的曾祖父曾担任京官，死后没有任何的遗产，因此我祖父亦峰公，从小就孤苦而贫穷，在山斋里读书的时候，必须自己煮饭吃。四十二岁的时候，才进入了翰林院。以后曾在广东省担任县长的职务十多年，为官廉洁自持，又常常捐出所得，在地方上提倡各种的善事，例如：育婴堂、种牛痘、修路、造桥、购义地、埋露棺等；因此死后留下的存款不多，所以先父早年的时候，就必须仰赖外出工作的薪资来供给家用。
2、左宗棠有一位忘年交，叫林则徐，他比左宗棠大27岁，也正是因为林则徐等人的慧眼识珠，左宗棠才能成为晚清重臣。
3、再看林公同一个时候发大财的人，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广东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鸦片里发大财至数百千万银两的。书画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内有名的古字画碑帖，多数都盖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图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经在三家收藏过，可见得他们的豪富。但是几十年后，这些珍贵的物品，又已经流到别家了。他们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别家作妆饰、木器了。他们的后人，一个闻达的也没有。这三家的主人，总算是精明能干，会发这样的大财；当时的林文忠父，有财却不肯发，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职办罪，总算太笨了吧！然而至数十年以后，看看他们的子孙，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间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孔氏，却是愚笨的人了。
4、再说，孝弟忠信礼义廉耻，都是义务心重，权利心轻。而义务心，是自己觉得我对他还有义务应尽，这就是谦。世间作恶的人，不过是权利心重，没有义务心。古语说，重利轻义，正是谦德的反面。所以，一切道德都在谦德里面：由谦发动，对父母兄弟，就是孝弟；对社会人群，就是忠信礼义廉耻。凡人对于谦德善行，都是恭敬欢喜；而对于骄满恶行，都是怨怒隐恨。那么天道的降福降祸，说是天道，实是人情；说是天降，实由自作啊！上面的文已说过，天道就是人事的表现，《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华严经》说：‘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所以，我们为善加福于人，我们自然还得其福；我们为恶加害于人，我们自然还得其祸。从此可知，我们对面的一切人、一切物，就是天，随处都是有天理存在其中的。除此以外，更没有别的天理可以表现。
5、处在良好的家庭环境，受到良好的家风熏陶，必然会树立好的信仰。(林则徐名言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
6、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7、综上所述：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说的在理吗？
8、1847年前后，民族英雄林则徐曾来蒲城居住三个月，并向好友清代军机大臣王鼎的家人赠写《十无益》家训，展示了其对子孙后代的殷切关怀、严格教育和忠于国家、热爱百姓的清廉家风。
9、与其给孩子留钱财，不如教孩子学会生存的本领。因为高超的生存本领会让孩子一生受用。所以，奉劝天下为人父母者，给孩子“留才不留财”，要教育自己的孩子从小就要有足够的立足于社会的本领，并培养他“长大后回报社会的责任感”
10、而所谓的人定胜天，也不是真正的胜了天，这是说人照天的定理，存心作事，究竟会得到后来的胜利。本来穷困的，后来亨通了；本来忧患的，后来得到安乐。这样的胜利，便是天理的胜利。我虽然说善人对天赢了棋，实际上就是天赢了；须知天道是永不会输的。天道一阴一阳的平均，就是中道，又称中和；《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世间的人事若是失去了平和，就会引起天道的变化；就像如战争及饥荒等等的大劫数，都是由于人事的不公平、人心的不中和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国与国之间的斗争，无论暂时的胜负如何，结局仍然是两败俱伤，就是暂时胜利的，也将终归于失败。请翻一翻世界各国的历史，就知道赢棋的，到底也都是输了，这就可以知道天理终久是公平的。人心的不平不和，究竟是会被天理裁制的。
11、正如林则徐所言：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林则徐名言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
12、点评：人生于世有三种伟大的“爱”。一为“亲人之爱”，一为“爱人之爱”，一为“朋友之爱”，或者简言之，亲情、爱情、友情。亲情温馨，爱情缠绵，友情z真挚，而如果要辨明三者之间哪一种为无私，莫过于亲人之爱——父母之爱！父母对于我们的爱，比山高比海还深，父母对于我们的恩，我们三生也报答不了！百行孝当先。一个人无论你取得多么伟大的成就，头上戴了多少光环，但是如果对父母不孝，所有的荣誉都将黯然失色。“奉神无益”，如果对父母不孝，无论你对神是多么虔诚，多么的敬仰，一切都是假的。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又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父母之圣，神明犹所不及。如要敬神，何必舍近求远！
13、点评：儒家把“人”等同于“仁”，认为人之为人，在于为仁。仁者何也？善也！天地正气，人心仁善，这是亘古不变的宇宙运行、万物生长的“万有引力定律”。如果心存不善，逆天而行，无疑是自取灭亡。“风水无益”，即谓如若为人不善，多行不义，其不仅上愧祖宗，更是下损子孙。所谓心存不善，无好后果。若因一己之不善，害祖宗声誉，殃及子孙，岂不是罪加一等，十恶不赦？！
14、当听说股神巴菲特要捐出99%的个人财富时，我的一个同事说：“那他的后代还不得气疯了？”
15、点评：此句言如若生活放纵奢侈，荒淫无度，虽然屡屡行善多积阴德，也是枉然无益。阴鸷，即积阴德之意。俗话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若有骄奢淫恶之恶行而虽有善行亦无益于己，无济于事。达人先自达，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从艰苦朴素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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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上面所说的范文正公，是个显明的例子，他本来很穷，作了将相几十年，到死的时候，仍然没有私人的田产园宅。若是从俗人的眼光看起来，他算是白忙了一世，然而他对天却是赢了一盘大棋，他的子子孙孙，多是贵盛贤才啊！其余的像耶律文正公、林文忠公、曾文正公几位，都是肯输棋的，到后来都赢了天公一盘大棋。而那些会赢棋的许多人，发了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几万万财的，却是后来被天动了一著，就都输完了。古人说的：‘人定胜天，天定亦胜人。’天定就是一定的天理。阴阳的定律，是要平均的，人们作的事情过了分，就是失了平均。由于我们的心，先违反了阴阳定律的中和，所以起了反应，受到阴阳定律制裁，使回归到平均的状态。天公下棋，是不动心，也不动手的，而人们就自然输了。譬如对墙壁抛皮球，球自然会回抛过来，抛的力量越大，球回的力量也更大，而墙壁本身，亦并未动手费力。所以《书经》上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孟子》说：‘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意思就是自作业，自受报；这跟佛经所说的：‘自造因，自结果。’正是一样的道理。
18、其实说起来轻松做起来难，每个父母恩希望子女青出于蓝胜于蓝。
19、汉代名臣刘向给儿子刘歆写《戒子歆书》，既语重心长又措辞严厉，告诫儿子“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要做到“恐惧敬事”，不要忘记，“吊者在门，贺者在闾。”宋代黄庭坚曾作《家戒》，“以为吾族之鉴”，因为他曾亲见“衣冠世族金珠满堂”，不数年间，已呈败象，又越数年，已是明日黄花，门庭破落。这大概就是“富不过三代”的民间谚语之意。而宋徽宗时期，更是由于大小官吏腐败无能，各种“高衙内”专横跋扈、欺压百姓，成为“靖康耻”的重要原因，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20、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慈悲无边境，前襟后裾，处下思恭：孝道当竭力；三宜爱众：入则孝顺父母：不孝父母：兄弟者。
21、 从为官之日起，林则徐就牢记父亲“不妄取一文”的家教，并奉行终生，他还写下了这一幅有名的对联告诫后代：“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22、开始的时候，并不敢将此文刊出问世，实在是因为好友们一再的督促与要求，务必要完成‘保富法’这篇文章的全文；这才敢将此文拿出刊行，并盼望能对读者们有所交待。
23、“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
24、美国学者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位具有非凡能力的行政官员，是(道光)皇帝的化身。林钦差的整个经历明净如水晶。他的动机是禁止鸦片的输入和消费，为了达到此目的，他准备采用一切手段，但是他的任务是毫无希望的。”
25、教育子孙，不止有严厉劝诫，还有殷切叮嘱。林则徐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思虑周全地为后人写下“十无益”：
26、巴菲特的小儿子彼得酷爱音乐，在他搬到密尔沃基市前，开口向父亲借钱(这是彼得一次向父亲借钱)，却被拒绝了。
27、我答：“我信。不过，老辈子有句话，叫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真的没必要给儿孙留那么多。”
28、林则徐50多岁的时候，写了一个“十无益”。他将一些常被人们看作有益的东西分别做了界定，也就是说，如果不满足某种条件，一些看来有益的事情也会变得无益，林则徐将其书写，并悬挂在家中正厅，作为家风，警示儿孙。
29、林则徐(1785年8月30日－1850年11月22日)， 福建 侯官县人，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是清朝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官至一品，曾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钦差大臣；因其主张严禁鸦片，在中国有“民族英雄”之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