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为什么要叫巴金
1、他在关于《家》的文字中一次又一次地书写：“青春是美丽的。”所以他特别痛恨那些戕害青年、压迫人性、敌视文学艺术、维护封建道统的顽固派。他看到了太多的不应该不幸的人却遭到了不幸，他充满了感情的郁积。(巴金为什么要叫巴金)。
2、1927年初，巴金赴法国留学，在法国初期，他创作了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这时候的巴金对文学是尝试性的，也不那么自信，先给同窗好友詹剑峰看。詹剑峰来自安徽，本是喜欢读小说之人。詹剑峰认真阅读过后，称赞巴金有写作天赋。从而，给了巴金极大的鼓舞。不过，他此时还是没有寄给杂志报刊去发表的勇气。故而，想先将书稿寄给上海开明书店一位叫索非的朋友，打算自己出资印刷两三百本的样子，送送朋友与家人。
3、在1935年的文章中，巴金特别提到了那充满友情的送别，“我又看见了你们的挥动着的手。这几年来它们就时时在我的眼前晃动。码头上、月台上的景象，我永远不能够忘记……”1988年沈从文去世后，巴金在《怀念从文》中，再一次写到这个场景：
4、平淡无奇的一天，巴金照常拆开信件，发现里面还附了一张相片，是一个俏皮的小姑娘。照片的背面写着：“给我敬爱的先生留个纪念。”(巴金为什么要叫巴金)。
5、太阳还是如此的年轻，尤其在这夏天，总是这么狠狠地发光发热，好象怕别人看不到似的，那威力大得撑破了云，光仿佛是要把每一处角落都有填满一样，叫人被晒处不舒服——就这么热着吧，待到热出一身汗来，风吹过也就凉了。树荫下，老是零零碎碎地铺着几块光斑，树稍晃，那光斑就像是在蠕动，慢慢地把那阴暗给吞噬了……
6、原来是那个和他聊了大半年的小姑娘，她比巴金小了13岁，常常写信来倾诉烦恼。在巴金眼里，她只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没想到这次，小姑娘竟然提出：“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希望李先生能答应我的请求。”
7、在《家》中，巴金把封建家庭看作是黑暗专制的王国，又把高老太爷一类的家长视为“封建统治的君主”，很显然，他是明确地把“家”与“国”、“家长”和“国君“对应地联系在一起了，就是说，他己看清了中国封建社会里“国”与“家”的同质结构关系。
8、巴金原名李尧棠，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却成长在新思潮涌起的年代。
9、曾在书上看过一句话：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缘分皆朝生暮死脆弱如露水。唯独与你，像是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巴金怎么也没想到，这一面之缘，竟订了终身。
10、觉慧是一个向往自由，接受新思潮的叛逆者。这样的他不得不说是早就鸣凤悲剧的另一根导火线。觉慧起初对鸣凤够不上爱，多不过是好玩罢了。他不要待在这个无可挽救的封建大家庭，他参加社会各种新潮运动，这样也就难免忘记了那个和他处于热恋的小丫鬟鸣凤。
11、事实并不是这样。生活并不是悲剧。它是一场“搏斗”。我们生活来做什么？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有这生命？罗曼· 罗兰的回答是“为的是来征服它”。我认为他说得不错。
12、我在法国的沙多－吉里写小说《灭亡》，并没有想到拿它发表，只想自费印刷几百册送给大哥和一些熟人。我找个朋友(按：即当时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索非)帮忙。我不愿用自己的真名，想到一个在法国的留学生，不久前在昂热自杀的巴恩波，就采用了一个“巴”字，以示纪念；“金”是那个学哲学的朋友建议采用的。“巴金”不是我有意取的笔名，那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一生和文学联系在一起。《灭亡》寄走后，我去巴黎，胡愈之找我为《东方杂志》翻译托洛茨基纪念托尔斯泰的文章，我在译稿(《托尔斯泰论》)上署名“巴金”。后来，这篇后署“巴金”的论文却先发表了(按：该文载于1928年10月《东方杂志》第二下五卷第十九号)，先署“巴金”的小说《灭亡》是1929年才开始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的(按：载《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一期)。实际上还是《灭亡》早用“巴金”这个笔名。
13、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精神对或不对，但鲁迅的这份执着，代表了民族性格中阳刚的一面。我们的民族性格被专制社会压抑了两千年，面对再残酷的压迫也会忍气吞声，也会逆来顺受，也会向邪恶一步步退让，甚至健忘。而鲁迅身上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像鲁迅这种敢爱敢恨，在今天的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14、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由一个的无所不知的申明安排好了的，自己到这个地步，也是命中注定的”。但她却也有过些幻想，毕竟这样的她才十七岁，正是少女爱幻想的时候。
15、同时，巴金的艺术作品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评。很多人说他的社会价值高于艺术价值，文学本身缺乏雕琢和创新。夏志清先生说：“尽管佳评潮涌，受到群众的爱戴，我们却无法从他这一期的作品内，发现任何追求的企图。而这种努力，我们可以在茅盾、沈从文、张天翼身上找到……巴金是一个具有强烈道德感——甚至可以说宗教狂热——的人，自称他对于理想的服务，胜过艺术。”
16、胡风一直认为中国人身上有种被几千年封建专制导致的精神创伤，心灵有一道伤痕，这道伤痕是长期被专制政治制度压制而产生的奴隶习性，这种习性重要的特点是不敢反抗，逆来顺受。所以，胡风就号召作家首先要高扬自己的主观战斗精神，首先是一个战士，才能写出具有战斗性的作品，才能克服心里面奴性的创伤。很多年轻人都按照胡风的理论来写作，写出了一批高昂的、具有战斗精神的诗歌、散文、小说，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七月诗派。绿原、牛汉、路翎、贾植芳等，都是七月派的典型代表人物。后来《七月》杂志停刊以后，胡风又创办了《希望》杂志，还编辑了许多丛书，于是《七月》和《希望》就成为了一个流派。胡风通过他的杂志传播了鲁迅精神，把鲁迅的精神融化到文艺理论当中，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
17、我们的文化一直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粉饰死亡，可我们自己心里无比清楚，终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
18、这激流永远动荡着，并不曾有一个时候停止过，而且它也不能够停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也曾发射出种种的水花，这里面有爱，有恨，有欢乐，也有痛苦。这一切造成了一股奔腾的激流，具有排山之势，向着的海流去。这的海是什么，而且什么时候它才可以流到这海里，就没有人能够确定地知道了。我跟所有其余的人一样，生活在这世界上，是为着来征服生活。我也曾参加这个“搏斗”里面。我有我的爱，有我的恨，有我的欢乐，也有我的痛苦，但是我并没有失去我的信仰：对于生活的信仰。我的生活还不会结束，我也不知道在前面还有什么东西等着我。然而我对于将来却也有一点概念。因为过去并不是一个沉默的哑子，它会告诉我们一些事情。
19、▲ 1972年8月，巴金在龙华殡仪馆与萧珊做后的告别。
20、总有人劝巴金：再找个吧，这样异地恋多不靠谱啊。每次巴金都沉默不语，他坚信：战火可以炸毁一切，却毁不掉人心。
21、14年后，他们都过了不惑之年，那些青春的岁月逐渐离他们远去，然而，这样的友情，一辈子也不会远去。
22、▲ 1939年萧珊摄于昆明，当时萧珊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书
23、我不曾失信，不过我再来时已是十四年之后，在一个炎热的夏天。
24、第二年我去南方旅行，回到上海得到从文和张兆和在北平结婚的消息，我发去贺电，祝他们“幸福无量”。从文来信要我到他的新家作客。在上海我没有事情，决定到北方去看看，我先去天津南开中学，同我哥哥李尧林一起生活了几天，便搭车去北平。
25、2005年10月17日，百岁老人巴金再没有睁开眼。巴金曾说过：“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搀和在一起。”一如他所愿，巴金家人将他和萧珊的骨灰一起撒向大海，融于海水，永不分离。
26、我记不起我怎样回答他……我写信，时而激动，时而停笔发笑，我想：他有可能担心我会发精神病，我不曾告诉他，他的话对我是连声的警钟，我知道我需要克制，我也懂得他所说的“在一堆沉默的日子里讨生活”的重要。我称他为“敬爱的畏友”，我衷心地感谢他。当然我并不放弃我的主张，我也想通过辩论说服他。
27、巴金青年时代去法国留学，那时已经接受了安那其主义。他是一个很热心的人，愿意接受新的思想。我有一次采访他，他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原来想多做一些实际工作，我作为一个作家是失败的。那我问他说，巴老，您的成就全部是写作，如果不写作，您还能做什么事情呢？他就笑了，他对我说，我想做实际的工作，我希望对人类更有帮助些。其实巴金这句话说到了他的根上，他实际上是一个搞社会运动的人，他有自己的理想、政治信仰，但是这已经失败了，他从法国回来以后就找不到了自己的阵营了，他原来的一些同志也都散掉了。当时上海江湾那边有一个自由书店，就是当时安那其主义者出钱办的，专门出版安那其的书籍，巴金就在里面当总编辑。但是很快，自由书店就破产了。有一段时间，巴金还不甘心，还想搞安那其运动，就跟他其他几个好朋友，有一个叫卫惠林，还有一个吴克刚，一共有十几个人，1930年，他们跑到杭州西湖租了一条船，开了一个会，要在中国重新搞安那其主义的革命运动。这个会开完后就散掉了，他们没有自己的组织，想编一个杂志，结果编了几期就失败了。从此以后中国就没有安那其运动了。巴金对安那其主义怀念，对他们在西湖开的那个会也怀念。他的失败感、绝望感，迫使他写小说。巴金是一个有天才的作家，他想做一个安那其主义革命家，没有做成，却无意中做了作家。他经常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只是心里有感情要宣泄，这个宣泄就成了他的职业，他成为一个著名作家。他写了很多小说《灭亡》《新生》都是写革命活动，后来这些书都被国民d政府禁掉了。他开始转向写自己家庭里的故事，也就是《家》《春》《秋》——激流三部曲。他就很有名了。巴金写作越有名，内心就越痛苦，因为他本来不想做这个事情，他越痛苦就越宣泄，越宣泄他就越有名，进入这样一个循环。他成为一个著名作家的时候，作为一个安那其主义者的巴金，完全失败了。到了晚年，我去采访他的时候，他就直截了当说，我是一个失败者，我的专业不是要写作。但是就这样歪打正着，成就了一个大作家。
28、那一刻，巴金先生大概是心安的吧——那个想了一辈子，爱了一辈子，却又不得不阴阳相隔的人，终于能见面了。
29、作家巴金，主张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被誉为“世纪良知”，受到广大读者的爱戴。
30、我和从文见面在一九三二年。那时我住在环龙路我舅父家中。南京《创作月刊》的主编汪曼铎来上海组稿，一天中午请我在一家俄国西菜社吃中饭，除了我还有一位客人，就是从青岛来的沈从文。我去法国之前读过他的小说，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在巴黎我几次听见胡愈之称赞他的文章，他已经发表了不少的作品。我平日讲话不多，又不善于应酬，这次我们见面谈了些什么，我现在毫无印象，只记得谈得很融洽。他住在西藏路上的一品香旅社，我同他去那里坐了一会，他身边有一部短篇小说集的手稿，想找个出版的地方，也需要用它换点稿费。我陪他到闸北新中国书局，见到了我认识的那位出版家，稿子卖出去了，书局马上付了稿费，小说过四五个月印了出来，就是那本《虎雏》。
31、《再思录》出版的时候，巴金已经可以坐起来了，身上穿了硬塑背心，我带了20本书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坐在椅子上了。当时我请他签字，他也很开心。他拿着一直很粗的笔，架在手的虎口上，手在慢慢移动，笔跟着拖出字来。我们都很开心，就说，巴老您身体不错啊，精神也很好，你看，你不是又写了一本书了吗？你还可以写下去的。你们猜，巴金说了什么？他嘴里突然爆出三个字：“三思录。”这本书已经叫做《再思录》了，说明他心里真的还想写下去。当时我们都很高兴地说，您真的可以再写一本，一直写下去。可是，他真的躺倒了。那时正逢作协要开作代会，上面有指示，还要巴金当作协主席，所以作协就到上海来开主席团会议。那天巴老穿了硬塑背心，硬撑着到了西郊宾馆，他去了以后，说了两三句话就说不动了，把稿子交给身边的王蒙，由王蒙代读。当天晚上他就血压猛升，昏厥了好几天。又因为他是名人，看望他的人很多，过年了，各级领导都去看望，后来他就发烧了，气就透不过来。1999年春节，医生为了帮助他呼吸，就给他做气管切开手术。他本来一直很配合医生的，这次他坚决表示不愿意，他要放弃这个手术。他说，我活着已经没有意义了，你们就放弃调节吧。但是怎么可能呢？就给他做工作。他去做手术的时候对周围的人说，我从今天开始，就为你们活了。从此以后，他就再也说不出话，在医院里面整整躺了6年。他晚年活得痛苦。
32、巴：我们爱写信辩论，但辩论过后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辩论得厉害的一次是关于我的小说《沉落》，他认为我对周作人的态度不对，很不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