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简介及概要
1、孟子53岁时来到了魏国,惠王见到孟子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反对国君言利,所以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后来魏国齐国发生了战争,后来梁惠王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梁襄王嗣位,孟子不喜欢梁襄王,于是离开了魏国。
2、下学而上达,说明好学之学经过一个过程后可以达到“上达”,上达是经由下学而达到的对天命的理解,也是对宇宙、社会、人生统一原理的把握。
3、 政治上,孟子主张法先王、行仁政;学说上,他推崇孔子,反对杨朱、墨翟。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但较之孔子的思想,他又加入自己对儒术的理解。他主张仁政,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游历于齐、宋、滕、魏、鲁等诸国,希望效法孔子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前后历时二十多年。但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没有得到实行。后他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即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1)
4、孟子约于齐宣王二年(公元前318年)再游齐国,受到礼遇。齐宣王见到孟子就问:“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回答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孟子简介及概要)。
5、另一个例子是,鲁哀公与孔子谈论,问及孔门弟子,孔子说:
6、又如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在这里的学,明显是指学习的过程,更限定地说,是对书籍传达的历史文化、典仪知识的学习。故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
7、后,让我再次向三联书店,向舒炜先生、冯金红女士,表示诚挚的感谢;在整理讲稿的过程中还得到了凯风公益基金会的帮助,亦谨此致谢。
8、当时各诸侯互争雄长,对知名学者十分礼遇。孟子曾周游齐、魏等大国,“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这些国君所求的是富国强兵之策,因此受重用的是像商鞅、吴起、孙膑、田忌之类的兵法家与纵横家。至于孟子,则依然谨守尧舜爱民之教与孔子修己安人的理想,反对战争与苛政,以致难以说服大国君臣。他年老时回归家乡邹国,与学生一起编订自己的著作《孟子》,传诸后世。
9、齐宣王想效法齐桓公、晋文公图谋霸业;孟子的政治主张却是效法“先王”,实行“仁政”。他讲的“保民而王”、“制民之产”的道理,虽然注意到了封建地主阶级的长久利益,但并非“富国强兵”的当务之急,从而被看成“守旧术,不知世务”。
10、不久,孟子回到了鲁国,鲁平公将要去拜访孟子,因为他所宠爱的小臣臧仓说了孟子的坏话,而又改变了主意,孟子知道了这件事,说是天意所为,于是不再出游。
11、孔子,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鲁国陬邑人(今山东曲阜)。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受业于老子,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
12、张和刚说:“我们从初中开始,就接受孟子思想的影响。孟亚圣教导我们,‘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等,这成了很多人的座右铭。正值杜钢建老师发起的‘百家书院’如火如荼发展之际,由孟子的后人孟献威先生在湖南创办孟子书院,弘扬孟子精神,可谓恰逢其时,恰逢其人。”
13、然而,尽管一定程度和范围的偏倚性是自然且值得肯定的,但凡事过犹不及。这就与孟子的主张类似:人所持有的关切应当既偏倚又广泛。尽管人们天生偏爱其亲友,但至少出于“仁”的考虑,可以而且应当扩展其考虑,以超越狭隘的偏倚性范畴。因此在休谟看来,一个拥有德性的高贵的人,是一个以公平和善意对待每一个与之相遇的人。
14、接着作者比较说,休谟所说的秩序良好的“家庭—社会”,正体现出许多与儒家相似的美德,尤其是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方面。休谟认为,父母要负担起自然之爱所要求的照拂子女的责任,而子女应当对父母报以感激,表现出虔诚的依恋和顺从的关心。总之,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家庭—社会中,每位成员都应当表现出符合仁慈(benevolence)的举动。倘若父母未能表现出自然之爱,那才是不正常的。
15、我们也就知道,孔子讲“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这一段话中的“志于学”的意义亦非普通,“志于学”亦即“好学”之志,所以“学”与“好学”既是孔子思想的发生学上的历史起点,也是他的思想生命的逻辑起点,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基础。
16、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地位仅次于孔子,与孔子并称“孔孟”。宣扬“仁政”,早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扩展资料:《史记》说孟子有著述七篇传数世,《汉书·艺文志》说有十一篇。东汉末赵岐说孟子有《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四篇外书,则十一篇当是在七篇外又加外书四篇。赵岐认为外书四篇内容肤浅,与内篇不合,当是后人所作。
17、第孟子是儒家思想的杰出弘扬者。他继承孔子的思想并加以发挥,建立起儒家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统观,而他自己就是这个道统的继承人。他以性善论为中心,开拓出包括涵养论、教育思想、政治思想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观点,为儒家道德哲学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由于孟子在发扬和发展儒学方面功不可没,故而后世奉之为“亚圣”。
18、北京大学哲学系本来没有本科的先秦儒学课程,2004年前后课程体系改革,增加了本科学生的断代哲学选修课。2008年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开过一次本科生的“先秦儒学”课程,讲课时用的就是这份在香港的讲稿。由于北大的“先秦儒学”课是每周两学时的课,讲到孟子的一半即告结束。当时选课听讲的赵金刚作了课堂笔记,后来有一次他问我,老师在北大讲的课,一般很快就会出新书,可是“先秦儒学”讲的内容,为何好久都不见出书?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想过。我想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我觉得此稿不是学术专著,只是讲义,故未予重视。再一个主要原因是,讲稿是手写的,字迹尚属潦草,除了我自己外,打字员大概不会认得,而我又总是忙于新的研究,没有时间和心情自己重新电脑录入,所以也就从来没有考虑过将此讲稿付印。
19、孟子,姓孟,名轲,战国时期邹国,也就是今山东省邹城市人。《孟子》一书,由孟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撰而成,是记述孟子言行,以及孟子与门弟子和相关人互问互答的书。在汉代,班固《汉书·艺文志》把《孟子》列入《诸子略》儒家类中,与《荀子》一书地位相当。到了唐代,韩愈《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孟子》其书的地位随之而大幅提升。到了宋代,程颖、程颐极力表彰《孟子》,朱熹又把《孟子》和《论语》、《大学》、《中庸》并称为“四书”,之后,《孟子》就由子部被提升为经部的著作,成为儒学的重要典籍和科举考试必读经书。
20、惠王见到孟子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反对国君言利,所以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21、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地位仅次于孔子,与孔子并称“孔孟”。宣扬“仁政”,早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扩展资料:《史记》说孟子有著述七篇传数世,《汉书·艺文志》说有十一篇。东汉末赵岐说孟子有《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四篇外书,则十一篇当是在七篇外又加外书四篇。赵岐认为外书四篇内容肤浅,与内篇不合,当是后人所作。
22、孟子(约前371年-前289年),姬姓孟氏,名轲,字号不详(子舆、子居等字表皆出自伪书,或后人杜撰),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城市)人。
23、1999年至2000年,我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书一年。本书是我在1999—2000学年的春季学期在中文大学哲学系开课的讲稿。该课程的名称为“先秦儒学”,对象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本科学生。香港的学期比内地略短,一般每学期13周,我依据课程的要求,拟定了课程的大纲,边写讲稿边讲课。于是在课程结束的时候,我的手中就有了这一叠先秦儒学的讲稿。我讲这门课程是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主,中间插入《礼记》的数篇(郭店楚简的部分也是作为与《礼记》同类的文献来讲述的)。当然,由于时间的限制,还是有些原来拟定的内容如《乐记》并没有讲到。另外,该课程第一周所讲,是“儒家思想的根源”,讲授内容主要利用我的同名著作,所以这一部分并没有新写讲义。虽然如此,先秦儒学的基本面貌在本稿中还是大体呈现出来了。
24、孟子看得很清楚,滕国的自身都难保,根本谈不上实行他的政治主张。他在梁惠王后元十五年(公元前320年),离开滕国到了魏国。这时,孟子已经五十三岁。
25、百家书院主委刘宁益先生,概要阐述了中国书院的发展历史,书院兴于唐,盛于宋,衰于清末民国。从2013年以来,主席多次在不同场合发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讲话,力推民族文化的重建,提升文化自信,书院建设恰逢其时。而社会经济从高速发展到逐渐减缓之后,人们对财富的渴求也随之降温了,只有文化才能满足人们内心的空虚,才是人心安定的基石,读书、听讲座己经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文化品味己成为精英人士的身份象征,书院在社区的兴起,则让精英人土在家门口就能得到文化熏陶、文化涵养。百家书院的发展是历史的产物,他祝愿孟子书院在探索中奋勇前行,在发展中不断壮大!
26、他认为,近4000年代表着华夏文明史观的“黄河中心论”维系了中国几千年的大一统;近500年代表西方文明史观的“西方中心论”(包括近期的非洲起源论)影响了世界各民族的方方面面,主导了世界历史进程,也让中国卷入了这个历史的漩涡,甚而丧失了中华主体性,让中国成了西方文化的殖民地;而在中国悄悄和平崛起之际,以湖南起源论为导引、一带一路为叙述话语等等构成的“中国中心论”隐然成形,这是否会把世界带入到大同呢?我们拭目以待。
27、大同思想网总编枕戈作了主题演讲。他首先祝贺孟宪威院长心想事成,在短短不到2个月,不但自己快速扎根到湖南这片热土,还神速地创办了孟子书院。枕戈说:“当我走进孟子书院时,看到前面是孟圣人的像、孟氏列祖列宗的牌位,左边墙上挂着艾叶,右边墙上摆着各种典籍,整个房子古色古香,感觉到,这才是我们中国人的家园呀。”他称赞孟子书院是“他见过的温馨精致的书院”,这类书院可称作“家庭书院”,有着家的温馨。道不远人,道在人间,道在生活中,把书院建在社区,建在家庭里,也许这更符合杜钢建教授发起“百家书院”的初衷。而古代的书院也大多是读书和生活结合的空间。
28、“爱”如果是爱好,“智”如果与学习有关,则孔子思想中有一个观念很值得注意,那就是“好学”。“好学”绝不是孔子思想中一个普通的概念,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好学”是孔子思想的一个具有核心意义、基础性的观念。
29、气势浩然是《孟子》散文的重要风格特征。孟子曾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气盛言宜,孟子内在精神修养上的浩然气概,是《孟子》气势充沛的根本原因。《孟子》散文的特点是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笔带锋芒,富于鼓动性,有纵横家、雄辩家气概,充分反映战国时代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同时,《孟子》大量使用排偶句、迭句等修辞手法,来加强文章的气势,使文气磅礴,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孟子》的语言明白晓畅,平实浅近,同时又精练准确。它继承发展《论语》《左传》《国语》等开创的新的书面语言形式,形成了一种精练简约、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孟子》的散文虽然基本上还没有脱离语录体,比之《论语》却有了很大的发展。
30、不过休谟也意识到,尽管同情原理是仁慈行事的动机,但这项原理也可能会失效。因为仁慈的动机源于任何强烈的“同情感”,而较弱的“同情感”却可能滋生仇恨、蔑视等情感动机。这就意味着,同情感的程度不同,人们的心理状态也就不同。而且,仁慈行事的动机并非都来自强烈的同情感,特别是某人为了自己的家人朋友而产生的仁慈行事的动机,仅诉诸同情定律是不足够的。这就提出了另一个原理,即“人性原理”。同情原理与人性原理相结合,可以解释人们与他人共情,并为了他人考虑的原因。而且正如前文所说,人性原理也有助于解释人们何以发展出人类美德。
31、《孟子》一书不仅是儒家的重要学术著作,也是我国古代极富特色的散文专集。其文气势充沛,感情洋溢,逻辑严密;既滔滔雄辩,又从容不迫。用形象化的事物与语言,说明了复杂的道理。对后世散文家韩愈,柳宗元,苏轼等影响很大。
32、与孔子一样,他力图将儒家的政治理论和治国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国家治理主张,并推行于天下。而当时各个思想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游说各国诸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孟子开始周游列国,游说于各国君主之间,推行他的政治主张。
33、《孟子》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策略(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政治行动,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属儒家经典著作。
34、《孟子》有七篇十四卷传世:《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上、下;《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
35、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教育部社科委哲学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朱子学会会长。著作多种,除三联书店已出版的“陈来学术论著集”十二种外,还有《东亚儒学九论》、《孔夫子与现代世界》、《回向传统》、《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等。
36、作者首先要澄清休谟所说的“道德动机”。尽管休谟曾说过,人类理性永远都只是激情的奴隶,但他还是区分了人类天性中的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是喜爱的情感(affections),另一个是理解(unedrstanding)。休谟认为,这二者对任何行动而言都是必要的,只有前者的盲目裹挟,而无后者的引导,人类社会终将无法存在。这说明,虽然休谟贬低理性作为道德动机的重要性,但他同时认可理性与“非理性”在道德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只有理解了以上两方面都具有重要性,接下来阐释休谟的一系列认识源头才是有意义的。
37、孟子看得很清楚,滕国的自身都难保,根本谈不上实行他的政治主张。他在梁惠王后元十五年(公元前320年),离开滕国到了魏国。这时,孟子已经五十三岁。
38、第他有坚定的立场,以追随及发挥孔子思想为职志。孔子的一贯之道是“仁”,孟子则具体描述“仁政”的作为,如“仁政必自经界始”,就肯定了农业社会须以划定田界,使百姓安居乐业为基础。孔子推崇古代圣人,孟子则区分四种圣人(圣之清者、和者、任者、时者),使人人皆有可能达成此一目标。
39、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是世界上重视人伦关系的民族,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也重视家庭关系和随之扩展的社会人际关系。儒家思想鲜明的特征就是“内圣外王”,其核心价值是道德伦理,即人伦规范的确立、生命伦理意义的揭示和根源于人心内在德性的实现。“立爱自亲始”,儒家伦理道德的起点是人伦道德,即孔子所说的“君臣父子”,孟子也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3]。在此基础上,孟子顺应社会发展和人性人情的必然要求,将之扩展为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这五种关系被称为“五伦”。“五伦”也称“人伦”,涵盖基本的人际交往关系,前三者是家庭伦理关系,后两者是社会伦理关系。“人伦”概念,首先源自孟子的“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4]。孟子明确提出“人伦”包含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妇顺、朋友有信。无论古今,人伦常情都是维系家庭乃至社会的“筋脉”,它是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起点,是实现良好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根本保障。
40、在孔门中,对“学”是有不同的看法的。这大体上是因为学生性向资质各不相同所造成的。如子路即似不好学:
41、在作者看来,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是要做两件事。其要齐宣王反思内心的体验,从而使其意识到“恻隐”的情感动机,也就是宣王有成为一位仁君的潜力。其孟子也在帮助宣王学会反思他人的情感体验,从而培养起宣王“同情的理解”,即“恕”。只不过在随后的对话中,齐宣王显然未理解以“恕”来对待民众,这主要是因为他不肯用“思”。用现代术语来说,“思”是一个运用情感智慧的过程。将其用诸自身,就是实现自我认知;运用到他人,继而采取相应的行动,就是“恕”。所以在孟子的设想中,劝齐宣王用“思”,就可以获得对人民同情的理解,并扩展其恻隐之心,终能够效法先王,实行仁政。
42、但考诸《孟子》,孟轲所见时君如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邹穆公、滕文公、鲁平公等皆称谥号,恐非孟子自作时所为也;又记孟子弟子乐正子、公都子、屋卢子皆以“子”称,也断非孟子之所为,其编定者极可能是孟子的弟子。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
43、但孔子讲的学不止于此,这也需要注意。如孔子讲的学诗、学礼,其中学诗固是学文,学礼就既是学礼之文献,又包含着对礼的实践了解,而学道就包括学习道德的意思了,在这方面孔子确有广泛的学习观念。
44、“孟子长于譬喻”(赵岐《孟子章句·题辞》),《孟子》在论辩中常用比喻,把抽象的道理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孟子》中的比喻,大多浅近简短而贴切深刻,如对梁惠王“民不加多”之问,以战为喻;对梁襄王“孰能一之”之问,以苗为喻;对齐宣王“不为”与“不能”之问,以“挟太山以超北海”及“为长者折枝”为喻等。再如,“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梁惠王上》),生动形象地揭示出欲以霸道达到“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目的,是多么荒唐可笑。
45、这一段很重要,仁、智、信、直、勇、刚都是伦理德性,但是孔子强调伦理德性不能离开“好学”。不管孔子这里是否有特别的针对性,对照前面孔子一生对“好学”的高度重视,我们显然可以看出这里的“六言六蔽”并非孔子的偶然之见,它表现了孔子对德性与学问的整个平衡的了解。如用《中庸》的“尊德性而道问学”的话来看,后世宋明儒学中如阳明学特别强调“尊德性”,甚至不惜牺牲“道问学”的那种讲法,无疑离开了孔子所掌握的平衡。好仁不好学,则会缺乏智慧而容易受骗;好智不好学,心智散荡而不得其中;好信不好学,好勇不好学,好刚不好学,都有刚勇而失其方向之弊。有仁有智有勇有刚,但不好学,则有偏蔽。因此,每一种伦理德性(这里的仁只是一种具体德性)都必须与好学联系起来,相互补充。
46、[14]梁涛.郭店竹简与子思学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64-
47、老子,姓李名耳,字聃(音读:dān),一字或曰谥伯阳。华夏族,出生于周朝春秋时期陈国苦县,约出生于公元前571年,逝世于公元前471年。老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被唐朝帝王追认为李姓始祖。
48、《孟子》,被南宋朱熹列为“四书”(另外三本为《大学》《中庸》《论语》)。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早见于赵岐《孟子题辞》:“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
49、自然,“好学”并非独立自足的,我们也可以提出好学不好仁,其弊如何,好学不好信,其弊如何,等等。但是的确,如果没有“好学”,只有好仁好智,孔子就不成其为孔子,孔子留给后世的形象中“好学”始终是一个重要的侧面,这在唐代以前的儒学中是不曾有过疑问的。而“好学”对于中国文化之传续、发达,也都有其不可低估的作用,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亦有其重要的塑造作用。当然这种对民族文化及心理的塑造并非可以独归孔子,而是和后世儒家传统的形成及各种社会教育机制的建立也密切相关。
50、第他有个人创见。谈到修养方法时,他畅述自己如何培养“浩然之气”,即是要持守“直”(真诚),并配合“义”(正当性)与“道”(共同规范),长此以往,则此气由内而生,可以充塞于天地之间,无入而不自得。谈到快乐时,他宣称有三种快乐是超越帝王之乐的,亦即“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这样的快乐值得我们深思其理。同时,只要做到真诚,则将享受莫大的快乐,他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51、第孟子具有坚定的信念、远大的抱负和勇于担当的精神,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典范。他自述自己平生的夙愿,就是学孔子,实现以道德仁义安定天下的理想。面对当时“圣王不作”、“邪说诬民”、“人将相食”的战乱局面,他挺身而出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提出人要“养浩然之气”,要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在生命与正义不可兼得的情况下,要有“舍身而取义”的抉择,这些闪光的思想,激励着无数炎黄子孙,为国家安危和民族大义而勇往直前,赴汤蹈火,书写着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
52、他继承了孔子的思想,继承“仁政”,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53、枕戈同时分享了他对新儒学和世界新文明史观的见解。他认为现在的大陆新儒学正处于儒学发展的第三期:第一期是孔孟原始儒学到董仲舒的政治儒学;第二期儒学是从周敦颐发端的宋明新儒学,湖南人和湖湘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第三期儒学从民国时代开始,到今天的大陆新儒学,已经蔚为大观,将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湖南人仍旧发挥着某种引擎的作用。尤其是以大同思想网为平台建构的历史儒学,一种新的“大一统”的世界文明史观,可能会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着某种作用。
54、大家谈|鲁洁:做成一个人—道德教育的根本指向
55、BritishJournalfortheHistoryofPhilosophy,28(4),pp.693-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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