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1、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作文
(1)、一个时代有几个好的作家，有几部好的作品，具体来说，汉语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有能力以汉语的形式展开叙事，有能力以独特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这个时代的文学就立起来了。
(2)、这里面重要的在“欲断魂”三字。由这三字，才生出下面“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两句来。但这首诗的好处，则好在不讲出“欲断魂”三字的涵义，且教读者自加体会。
(3)、这篇序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王羲之的思想观点、志向和对人生的基本态度。本文从兰亭聚会的时间地点，写到周围的秀丽风光，很自然地联系到气象天体，与宇宙相比，生命短暂，再举出对人生的几种态度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要在有生之年做出自己的贡献。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表现出作者对人生的积极态度，接下去作者批判了庄子的生死观，指出照搬他的观点是可悲的。文章的后又回到序言上，录其所述之后，来者亦将有感于斯文，从而让人们自己可以领悟到写作作文必须为后代负责的那种精神。所以兰亭序在当时庄子思想盛行情况下，提出生死不能等同的思想是极其大胆而进步的。概括来说，兰亭序的进步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4)、生死不能等同，生有各种生法，死亦有各种死法，珍惜生命，珍惜当前，只有生的伟大，才能死的光荣。
(5)、 通过感性形象的方式反映生活，是文学艺术审美特征的集中表现。文学所表现的崇高思想、复杂感情以及现实生活、内心世界等等，一句话文学作品的全部丰富内容和思想，都只能是通过这种富于艺术审美特征的特殊方式才得以实现。因此，阅读和把握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把握科学，不能从抽象的理性出发，而应当以对于具体形象的感受和体验为基础，这说明这是一种“认知和审美的经验，是建立在内在听觉和活力充沛的心灵之上的”，因此，把握文学作品首先要深入到作品所再现的生活情境和人物(或抒情主人公，下同)内心去感受和体验，并在此基础上理解作品。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在感受和体验过程中不但要排除抽象的概念和教条，而且要超越个人的爱好、意向和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批评家……应当丢开自己的气质，倾向，d派，利益”，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艺术感觉的敏感性和纯度，并深刻、真切感受和体验作者所提供的文学世界，特别是人物和抒情主人公内在精神的丰富性，进而对作品的意义、价值做出正确的判断和评价。
(6)、现当代的文学史历程，是中国文人主动接受西学影响的过程，同时也是传统文学观念被解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能体现传统价值观的“文以载道”受到批评。由此，在传统观念中居于中心地位的“载道”之文被排除在“文学”之外，按照西方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划分的文学框架成为主流。这样的趋势与状态有可能使中国文学失去“有价值的那部分”。这“有价值的那部分”，就是历代文人所执守的“匹夫之责”，就是始终关心现实生活、民生疾苦的道义与良知；它大的特点是“精诚由中”(王充《论衡·超奇》)，因而也是“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毛诗序》)的力量之源。缺失了这“有价值的那部分”，我们似乎真的可以认同“文学已死”的感叹。
(7)、为免向隅，敬请所有预约听众于活动正式开始前15分钟到活动现场签到入座。
(8)、你听说过“惠风和畅”、“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还有“曲水流觞”这些成语吗？知道它们的出处吗？没错，这些成语就出自东晋著名书法家，有“书圣”之称的王羲之所做的《兰亭序》。
(9)、 无数事实证明，文化精神传统是一种代际相传的特定的形式，一经确立便成为一种制约和影响人们的巨大的无形力量：“范围着人们的思想方法，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俗，控制着人们的情感抒发，左右着人们的审美兴趣，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悬置着人们的关怀(灵魂归宿)”。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说，上古神话、《诗经》和其他民族文化元典所高扬的人文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和人格，集中表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
(10)、微博ID：@上海古籍书店艺术书坊(http://weibo.com/u/1942660804)
(11)、王跃文：我在这部小说里比较注意通过行文传递历史感，但这种语体风格的选择不是刻意的。我也许有种天生的语言意识，我写历史、写现实、写乡村、写都市，语体风格都是不同的，写作起来完全是自然流露。
(12)、聂茂：作家对小说中人物的姿态无非是俯视、仰视和平视，如果说鲁迅是“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萧红是“我的人物比我高”，按照我的理解，你和作品中的人物保持平等状态，既不悲悯，也不仰视，你让人物按照自己的方式站起来，走近你，又远离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能理解《国画》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性描写，为什么朱怀镜在几个女人间穿梭，你“管不住”他啊，这是人物属性使然，是小说的生态环境使然，小说中的人物只要是在这个环境里，他们就是这样平凡而真实地生活的。这里边包含你对小说人物独特的思考，且大多合理地寄寓在人物逻辑的纹理中了。我初看到的《国画》版本，是一九九八年《当代》杂志在第一期、第二期精选推出这部作品的时候，有一个“编者按”，他认为《国画》中的很多人物不是公仆，而是官仆。读这部小说，如果只看到公仆或官仆在官场中的个人体验，沉湎于人物在女人间的温柔香梦，只看到房事细节、官场险恶和艺术器物，那实在是太肤浅了。我想，在微妙的官场和可感的情场背后，在不伤及文学性和艺术性的表达的同时，还彰显了你对于人性的反思，以及人与环境互相影响、互相生成的关系。这是你以平视的方式看待小说人物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你认同吗？
(13)、“海上博雅讲坛”是由上海图书公司主办搭建的一个针对专业读者聚会与交流的平台，我们每个月在上海古籍书店与艺术书坊等坐落于福州路的文化地标开展精品人文讲座2-3期，使实体书店的文化氛围与讲坛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14)、而严肃文学的读者群，虽然各个年龄段都有，但是他们的显著标志是热爱生活，善于思考，文化水平比较高，关心人类社会的发展命运。
(15)、聂茂：我曾在我的学生当中做过调查问卷，读过你作品的同学大多都有重读的经历。你的作品传奇性不强，多是耐人寻味的细节，却很少离奇古怪和异人异事，经得起再三阅读。情节推进就是靠人物性格和内在逻辑，就是常态的人物和常态的情节，而不是一惊一乍地故弄玄虚。小说的英文单词是novel，它的另一个意思是新颖，这也是很多人对小说的理解，但你却大多表现常态，你怎么理解小说的常态化书写？
(16)、王跃文：我曾用八个字反省自己的写作姿态：凌空观照，贴地写作。所谓凌空观照，指的是作家要有宏阔的视野，要有高远的意义层面的思考，要有对人间万象的精微体察；所谓贴地写作，就是从日常细节、平凡生活入手讲述故事、塑造人物，而不是过于刻意地追求波澜壮阔或离奇曲折。我还用“大事小说”四字概括自己的创作心得，所谓“大事”，指的是文学创作必须有意义上的追求，这种意义必须大到有资格让文学去进行表达；而所谓“小说”，就是从细小处说开去，再大的“大事”都要通过细小的、具体的、精微的故事或情节展现出来。《国画》就是“凌空观照，贴地写作”的小说，也是“大事小说”的小说。这部小说写的都是八小时之外的鸡零狗碎，却是能体现真实人性的和能呈现生活本质的日常生活。你发现我在小说里的那种观照视角时仰时俯的写作姿态的变化，完全是我无意识的却又自然而然的，不显得突兀和生硬。《国画》这部小说有股若有似无的内在气韵自始至终统摄着，这股气韵或许就是作者对整个小说场域的悲悯和同情。
(17)、指辞章修养，元结《大唐中兴颂序》：“非老于文学，其谁宜为？”
(18)、当“文学”在狭义化的理解中越来越脱离现实需要，当“文学已死”被许多人挂在嘴上时，“文学”往何处去，也是每一位严肃认真的写作者努力思考的问题。这个时候，格非的宣言具有代表性意义：“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学写作日趋娱乐化的时代，司马迁的伟大抱负对我们是一个必要的提醒。因为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文学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矫正力量。文学写作不仅仅关乎娱乐和趣味，也关乎良知，关乎是非，关乎世道人心。”(格非“茅盾文学奖”获奖感言)
(19)、大家其实体会得到，有些这样“阴暗”的优秀作品，确实是作者结合实际，深刻认识，揭示问题，勇于纠偏，呕心沥血的智慧结晶。
(20)、 在中国，任何成功恋爱的终指向都是婚姻，而婚姻，硬件前提必须是门当户对，没有这一点，必遭无情淘汰。这才是现实的，合理的，而合理的，才是能够存在的。这也是个哲学上的命题。当然，这种“合理”是合乎事理，不一定合乎情理，这一点必须指明。但现实主义文学不移的规则，必须是承认和尊重并反映现实，否则就是伪现实主义。
2、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的题目
(1)、而我们学着创作作文、作诗，先要有了情趣意境才好。就好比作画，如果尽临人家的画，是临不出好画来。尽看山水，也看不出其中有画。高的还是在你个人的内心境界。
(2)、 还有，从美学思想和审美理想的高度认识文学经典的艺术成就。
(3)、王跃文：我要感谢你把小说读得这么仔细，提出了这么多可以“打官司”的问题。但是，我得辩白，我写下每个字都是负责任的，都是合情合理的。一一讨论有些麻烦，说两点吧。第一点，你说孙离处理光头事件有些掉书袋。我不同意。光头事件发生后，过了整整一个白天，孙离有充足的时间准备材料说服学生。如果说到掉书袋的话，孙离必须掉书袋才能镇住学生，而且只有掉书袋才符合自视甚高的孙离的性格。当他发现喜子站在窗外的时候，他掉书袋的激情更是澎湃。第为什么喜子突然让孙离救江陀子？并不突然啊！喜子对孙离的某种怀疑多年都是将信将疑，并不是真正地怀疑，不然他们的夫妻关系不可能持续。喜子看到派出所的人那么不讲法律草菅人命，又看到江陀子这个苦孩子那么懂事，联想到自己出走的孩子，出于义愤而又动了母爱之心实是自然而然的事。
(4)、社会本身是很复杂的综合体，形形色色的事情都存在。作者在生活中能感受好的一面，也会感受到不好的一面，因此有些文学作品“阴暗”，不足为奇。
(5)、王跃文：我前面谈到，朱怀镜通过同玉琴的性爱，寻求到某种特殊身份的自我认可。当然，这往往是当事人自己在理性上拒绝承认的。我写朱怀镜同梅玉琴的性爱故事或情感故事，也许是刻意营造一种欲望氛围。不管现实生活今后会往何处走，但欲望横流曾经是某个时期中国的现实，值得反省和沉思。我在《国画》中的欲望氛围的营造是忠实于生活的。人的欲望是永远的，所以这种塑造也许有永恒意义。
(6)、王跃文：这问题我应该问你啊，分析问题是你们的长项。我只是一个作家，按照自己的艺术方式为读者提供精神产品，至于说评奖单位给不给发奖，是作品达不到标准？还是主题契合度不够？原因很多，无需我置喙。托尔斯泰、博尔赫斯等文豪，没有获过诺贝尔文学奖，你能否定他们的伟大吗？韩少功、残雪等一大批湘籍作家也没有获过茅盾文学奖，你能否定他们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贡献吗？一个作品的影响力跟获奖没有必然的联系，一个作家的创作实绩跟获奖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毕竟，获奖是小概率事件，不获奖是绝大多数作品的命运。我敢说，包括我在内，每一个优秀作家的写作都不是奔着获奖去的。
(7)、除了通过言语、行为表现出来的“文”，从文字产生之日起，“文字”之“文”就在文明传承过程中担负起了特殊的责任。对今天的人来说，“文字”是一个词，但在早期，“文”和“字”并不相同。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指出：“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孳乳而寖多也。”(引自徐锴《说文系传》)这就是说，“文”是“字”的基础，“字”则是在“文”的基础上，通过音形关系的滋益增加出来的。就“文字”而言，根本的还是“依类象形”而产生的“文”。所以，人们把用文字作为载体的记录人类文明成果的文献典籍，也称为“文”。有了文献典籍之“文”，就有了研究文献典籍之学，即“文学”。在孔子教授弟子的科目当中，与“德行”“政事”“言语”并列的，就是“文学”。
(8)、但我们看到这两句诗，我们总要问，这在作者心上究竟感觉了些什么呢？我们也会因读了这两句诗，在自己心上，也感觉出了在这两句诗中所涵的意义。这是一种设身处地之体悟。也就是所谓的“欣赏”。
(9)、 要把文学经典真正放回到它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必须做好作品产生的“生态环境”的文化还原工作。作品的历史语境虽然并非没有政治、经济因素在起作用，但对文学作品产生直接影响的却不是政治、经济，而是文化，因此，必须彻底搞清其时其地文化的本来面貌，从而恢复和重构作品产生的“生态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在作品与它所产生的具体环境、背景的统一中，发现作品与其时其地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把握作品的性质、内涵及其意义和价值。
(10)、聂茂：古今中外文学经典中涉及到“性”的范例很多，中国的《废都》《金瓶梅》和英国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皆是如此。当然，更多的文学经典是涉“性”，仅仅是尺度的问题。孔子说，“人，食色性也，”文学也同样如此。离开了“食色”，文学就成为了飘零的枯叶，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国画》中“性”占有一定的比重，张天奇给领导送上附有春宫图的壮阳酒，朱怀镜玩女人，养情人，与龙兴大酒店的副总经理梅玉琴认识几天就开始上床，而且在《国画》中，每隔几页就会有性事，主要是朱怀镜与玉琴的性事，当然也有朱怀镜与香妹等人的性事等，针对这种高频次的性描写，有读者认为这是为了迎合读者的窥私欲，降低了小说的艺术性，如果不写似乎更纯粹，不写也丝毫不影响书中人物的命运遭际，你怎么看待这种声音？你意在让读者感受到其中的诗意，肉体欲望，还是人生风流？实际上，撇开关于性描写频次的讨论，仅就性描写的艺术性而言，《国画》还是很有特色的。它并不是赤裸裸的肉体袒露和性事展播，比如小说第一次性描写，“女人目光渐渐迷离，像烟波浩渺的海面。每次，他都醉心品尝女人那种无以言表的情绪变化。女人的目光迷离了，他知道这是美妙乐章的序曲，轻柔而悠远。迷离的目光越来越朦胧，越来越混沌，慢慢变成了浓浓的雾霭，低低地漂浮在海面。女人的眼睛轻轻地合上了。女人的胸脯开始起伏，起伏。激越的乐章奏起了。海面掀起了风暴。他只是被风暴卷起的浪头，在海面上疯狂地奔腾，涌过去，涌过去，没有了方向，也没有了时间，似乎这滔滔白浪要翻滚到天荒地老。天要塌了，海要漏了。飓风卷着浪头轰隆隆冲向海滩，重重地摔下来。女人柔柔地躺着，像一滩松软的海滩。”我拿着书把这段话念出来，但是没有感到一丝的猥亵，反而感觉到其中蕴含的天人合一。朱怀镜和玉琴如果仅仅剩下男女暧昧和一笔带过的性描写，作品对人性的开掘就肤浅了。能谈谈你对性描写的艺术性的理解吗？
(11)、兰亭序，又名《兰亭集序》、《兰亭宴集序》、《临河序》、《禊序》等。提起《兰亭序》，大部分人知道这是王羲之书法艺术的代表作，更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座高峰，被尊为“天下第一行书”，它不仅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书法家，而且引领了一代又一代书法爱好者踏入书法殿堂。
(12)、在权斗的漩涡中，运筹帷幄和坚韧性情使陈廷敬终成大器，索额图、明珠、高士奇、徐乾学等高官互相告状，陈廷敬作为幕后推手，掌控整个局面，笑到后的“聋”老汉用智慧和人品，终于如愿安享余年。所以说官场为他提供了锻炼和成长的舞台和机会，“五字诀”——等、忍、稳、狠、隐俨然成为其人生为官生存的哲学，亦是人生哲学。所以陈廷敬的人生是“五字诀”的生动阐释，这是不是一种人性的异化？
(13)、从前人说：“诗穷而后工”。穷便是穷在这个人。当知穷不真是前面没有路。要在他前面有路不肯走，硬要走那穷的路，这条路看似崎岖，却实在是大道，如此般的穷，才始有价值。
(14)、 对于以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反映生活的叙事性作品，如叙事诗和小说的感受和体验，主要是深入到作品中的人物及其具体历史环境中和主人公一起生活，共同经历事变，处理人际关系，并承受主人公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和命运所决定的一切，进而把握其独特心理活动、精神世界和性格特征。如果在把握人物同时，进而深入考察影响和决定他们具有如此心理活动、精神世界和性格特征的各种原因，也就是在人物与环境的统一中内外兼顾地去把握文学经典中的人物形象，那么，在人物形象站立起来的同时，它所反映的现实生活的本质特征也会清楚地呈现出来。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把握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
(15)、我们学做文章，读一家作品，也该从他笔墨去了解他胸襟。我们不必要想自己成个文学家，只要能在文学里接触到一个较高的人生，接触到一个合乎我自己的更高的人生。
(16)、因为鲁迅很清楚，想要拯救人们，光靠身体是不行，唯改变人们的心灵，只要心灵健康了，那么人自然也就懂得了更多的道理，也就明白了应该如何去更好地生活。
(17)、 《平凡的世界》的大败笔，就是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打工者与省委书记女儿恋爱的描写!面对一个官本位的现实社会，这种构思、描写，尤其特意渲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荒唐无稽的。中国过去的社会生活中不会有这种侥幸，后来的现实里更不存在这种可能!只是一种空想，或曰自作多情，甚至是作者一种一厢情愿“聊斋”式的意淫。
(18)、社会主流具有阳光、正能，主题思想积极健康的文章，因而“阴暗”的见诸报端的较少。
(19)、王跃文：我塑造陈廷敬的基本原则是尊重史实，大胆虚构。听上去这似乎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康熙皇帝评价陈廷敬：“卿为耆旧，可称全人”，“恪慎清勤，始终一节”。这是史料记载，可看作对陈廷敬的历史定评。我在小说里以几乎完人的形象刻画这位三百多年前的先贤，依据的正是这种评价。这个形象背负着深刻的文化记忆，一种应该为万世法的优秀文化记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有精华也有糟粕，包括写历史小说在内的“国故发掘”工作需要做的就是传承优秀文化。
(20)、 对于文学经典来说，除了道德精神理想的崇高之外，表现这一道德精神理想的力度和广度同样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着内容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这主要表现在文学描写和揭示的现实生活是否宽广和准确，内心世界是否隐微和深刻以及感情是否充实和厚重，只有足够宽广、准确，隐微、深刻、真实和厚重，才能以其潜在的多重不同内涵形成无限丰富的意义世界，真正使作品蕴大含深。
3、儿童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1)、 我始终对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保持沉默，原因只是因为作家写这部小说被累死了。对一个付出生命代价留下的成果，无论他是一座建筑物或是一部作品，包括与否，再说三道四总觉得有点不厚道……但现在网上既然有人屡次重提这部小说，并把它与贾平凹的《废都》和陈忠实的《白鹿原》并列，那我就说上几句。
(2)、王跃文：同意你的理解。说到诗意，我自然想到了诗。陈廷敬当时文名颇重，成为当时士林推崇的文坛领袖。康熙皇帝对他的诗也很赏识，说他的诗“清雅醇厚，非积字累句之初学者可成也。”陈廷敬还是书法家、音乐家，可谓通五经而贯六艺。
(3)、王跃文：关于这一点，我曾经说过我会怕，会有畏惧。但是在艺术面前，我面对真实的生活，会诚实地说出真相。我在小说里面，更不会粉饰现实。《苍黄》里面有个人物，受到有些读者朋友的质疑。他就是里面的差配干部刘星明，也就是外号说的刘差配。这个人在人大会宣布选票时突然疯了，并没有当选而以为自己当选了副县长。人会不会就这么发疯，得请精神病大夫去解释。我在生活中见到过一个人，同刘差配一样的身份，他没有受到任何刺激，有天清早醒来突然就觉得自己是县领导了。这个人一天到晚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包，碰到干部就吩咐几句工作。都是县里的熟人，谁也不好点破。这是真人真事。我在小说里处理这个形象，写他从精神病医院出院，对同时关在里面的上访者舒泽光和刘大亮的事守口如瓶。他回家不久再度发疯，就开始上访，扬言要披露精神病医院的真相。我虚构这个故事是有事实依据的，媒体报道过某地送上访者去精神病医院的事，逼迫上访者书面再不上访，才放他们出来。头脑清醒的人说假话，头脑不清醒的人说真话，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或者可以反过来讲，说假话的人被看作头脑清醒，说真话的人被看作脑子有毛病。如此说来，刘差配这个人物，并非艺术夸张。
(4)、 经典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就人文学科的领域看：既有哲学经典、宗教经典，也有历史经典、文学经典。这些不同类别的经典各有其不同的内容、性质和特点，本文只就文学经典言说，这样做除便于结合我的研究对象，以避免空论之外，还与文学经典比其他经典的性质更为复杂和特殊有直接关系。
(5)、孔门四科之《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古代汉语之中的“文学”二字是文献与经典之义，进行文言翻译时不可与现代汉语混淆。
(6)、 除此之外，《诗经》所开创的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以及生动、丰富而富于音乐美和表现力的语言等都为我国诗歌艺术的长足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7)、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既有术有专攻的业内专家学者，又有具有相当社会认可度的文化名人。从2011年3月开坛以来，已有海内外的博雅君子莅临讲坛主讲逾百场次，主题有古籍鉴定、艺术鉴赏、人文社科、社会热点和传统健活方式等等。
(8)、 再说山水诗创作。南朝诗人在山水诗创作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但在文学史上第一次充分展示了多种不同形态的自然美，而且解决了山水诗创作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创造出很多符合美学规律和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抒写模式、方法和原则：如多种多样的符合审美规律的视点移动模式和自然景观的安排方法；利用远近、明暗、高低、疏密等诸多对立因素，形成空间、自然物象之间的均衡与和谐，巧妙体现大自然的内在律动；注意自然山水面貌的时间性特征；不但精心刻画自然山水的外在美，更着力于把握其内在意蕴和神韵，达到形与神的统一等等，从而为我国山水诗高扬审美理想，形成鲜明的民族特色奠定了坚实基础，并为山水诗创作的繁荣和唐代我国山水诗创作的第一个艺术高峰的到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9)、聂茂：《大清相国》中陈廷敬为官为民的思想几乎贯穿全书，他是除了卫向书外百姓认可的好官。他的历史观鲜明：对傅山反清复明的想法并不认同；傅山本意劝他参加反清复明运动，他反劝傅山放弃；山东百姓自愿捐粮案，他却力排众议，大胆上奏，质疑山东百姓自愿捐粮的真实性，并且自愿担当调查处理的重任。途中几经波折，终查出实情，减轻了百姓负担，也遭到同僚的陷害排挤。一心为民，勇于直谏，这与其说是他年少时轻狂气盛的延续，不如说是人性之光的闪耀。
(10)、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白乐天的诗。乐天诗挑出来看，亦有长处。但他晚年住在洛阳，一天到晚自己说：“舒服啊！开心啊！我不想再做官啊。”这样的诗一气读来，便无趣味了。这样的境界，无论是诗，无论是人生，绝不是我们所谓的高境界。
(11)、 八代三朝是一个富于创新精神的时期，在这段时期内，有些诗体和诗歌形式走向成熟：如骚体诗、五言诗和长篇叙事诗等。又汉代之前，与抒情诗相比，我国的叙事诗显得相对落后，而这个时期出现的《木兰诗》和《孔雀东南飞》则标志着叙事诗已经完全走向成熟，并取得了杰出的艺术成就；阮籍通过由八十二首组成的《咏怀诗》，创造了抒情性组诗，这一形式的大特点和优长是集抒情、议论和叙述于一体，可随性所至，尽情挥洒，连续抒写，因而成为一种后代经常采用的艺术形式。再看诗歌类型的创新：这个时期新创造的诗歌类型有写给亲友，向亲友倾述内心情怀的赠答诗、通过历史人物和事件抒发情志的咏史诗、描写神仙世界以寄托主观情怀的游仙诗以及玄言诗、宫体诗、闺怨诗、悼亡诗和边塞诗等等。在其他文体方面，赋体中的体物大赋和抒情小赋等也都是这个时期。
(12)、聂茂：《大清相国》的语言文白相间，雅俗共赏。文白语言的选择完全根据行文的需要。只要是翻译成白话就会失真、失实的内容，基本沿用了传统的说法。人物对话也多遵循古人说话方式，注重场合，讲究辈分等礼仪对人物身份的影响。叙述语言则是较为浅显的书面语，多以四字为句，通俗和文雅巧妙转换，读来轻松又有意味。按我的理解，这也是历史文化内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吗？
(13)、聂茂：《国画》对朱怀镜的塑造是多维度、多侧面的，即为福斯特所说的圆形人物，亦正亦邪，亦黑亦白；一边讲排场，一边心疼浪费的饭菜；一边和情人云雨，一边对妻子充满愧疚；一边在官场钻营，一边和艺术家朋友打成一片，自谓“清流”，真是讽味十足。这种矛盾性的人格决定了他经常处于分裂状态，也让很多读者在对他惺惺相惜地赞赏的同时又愤其道德沦丧，善于伪装，可怜可叹亦可恨。专业读者认为朱怀镜是一个“君子扮相的纵欲男人”；而普通读者则推己度人，更多地持赞赏的态度，由衷地认同朱怀镜对官场、对女人、对艺术的理解。你怎么看待这种阅读认知上的分野？
(14)、就是去启迪和引导人们，知道应该去崇尚什么，追求什么，并真正努力的去这样做！换言之，文学艺术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引导和培养人类的审美意识、态度和努力去追求真善美的道德自觉！它绝不应该成为一种“宣恶”艺术！
(15)、农民生产有毒食品要负法律责任，工人弄岀豆腐渣工程同样要吃官司。文学和文化作者生产岀的有毒作品，掺杂使假作品，危害国家和人民的作品，要不要负法律责任？还是文学，文化作品越然物外，不受任何约束，我行我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16)、人之所以成“人”，就在于“人文荟萃”。繁文之人，人之杰也！
(17)、聂茂：我们同时也看到，现代人已经很难理解古代知识分子的情怀，那些谏臣为了挽狂澜于既倒，或者为民请命，甘愿死谏，或者因谏而死的事很多，这种人格有其真实性。一个有情怀、有担当、有韧性的知识分子，一生为民，也是一种诗意的人生。诗意的人生并非只有放浪形骸和诗酒风流。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相国》中也寓含了浓浓的诗意，可以这样理解吗？
(18)、王跃文：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罪恶与病态，写人类心灵的痛苦、灵魂的挣扎，可以说写到了，鲁迅先生称他为“残酷的天才”。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里深沉的力量，给人以强烈震撼的恰恰是一种向善的力量，是人类不论在怎样悲惨情境下对灵魂救赎的努力和渴望，是他们朝向真理的艰难跋涉，决不是他对杀人过程自然主义的描写。从《白痴》到《卡拉玛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写杀人犯，写妓女，写贫穷、疾病、淫欲，但他所有的作品无不贯穿着一个主题，那就是对人类处境的审视和反省，对人类灵魂获得救赎道路的叩问与追寻。文学当然首先必须真实，因为真是善的起码前提；但仅有现象的真实还不够。文学除了描写和展示，还必须有一种向善的力量，这种善其实就是一种价值判断。有些作家宣称自己无意也无法在自己的作品中作出价值判断，甚至认为文学作价值判断是老土，是过时，真正的文学不屑于判断。其实，任何一个作家都无法回避他在作品中隐藏着的价值观，无论他隐藏得多么深，多么巧妙。作家也必须对自己作品中的价值判断负责。孔子听《韶》乐，称其“尽美矣，又尽善矣”，又听《武》乐，却说“尽美矣，未尽善矣”，这就是他的价值判断。《韶》乐歌颂的大舜以文德治天下，符合孔子的道德理想，而武王以武力夺取天下，孔子觉得美则美矣，却不值得推崇。
(19)、兰亭序开拓了游记文体的先河。本文脉络清晰，顺理成章，逻辑性强，没有虚浮雕琢的痕迹，这篇散文叙事写景和说明，一切都围绕着兰亭聚会进行，由兰亭聚会的目的引发出议论，发表了作者自己的观点，有玄理的意味，但又不是虚妄空谈，所表述的是确定的宇宙观念和东晋人所产生的时空观念意识。兰亭集序这种由某一事物引发议论，构成了后来的游记范例，开拓了游记文体的先河。
(20)、有人说人生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文学艺术对于体会人生，算不算得上是人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
4、经典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1)、王跃文：官场中人的成功，有成于道者，有成于术者。陈廷敬的所谓“五字诀”乍看近乎术，实则是为道。这五个字是他在不同人生阶段及不同境遇下的行事方法和行事态度，属于他的政治智慧。真实情况是陈廷敬后经耳疾乞归，但归田之后又被康熙皇帝召还襄理朝政。康熙皇帝是很宠信陈廷敬的，但为官五十年的陈廷敬却真的想退隐了。他有诗说“得遇隆恩原是害”，表达的就是归去不得的痛苦。
(2)、对后代负责的精神。兰亭序记载了当时参加修禊事的每个人所作的诗篇，纵使时代变了，事情不同了，但触发人们情怀的原因，他们的思想情趣是一样的，后世的读者也将对这次集会的诗文有所感慨。实际是提醒后人要只争朝夕，莫要空发感叹！
(3)、王跃文：人人都有哲学，而非哲学家才有哲学。我理解的所谓哲学，即人对世界的认识，或人对世界的态度。我前面谈自己写作中会像附体一样在小说人物间跳来跳去，并不是自己随意地把小说人物当木偶来玩耍，而是我会情不自禁地体验到人物灵魂中去。作家应该具备这种能力。我理解朱怀镜在各种情境下的状态，并不是说他必须是这种状态，或者说他这种知识背景的人只能有这种状态。人生是有选择余地的，但朱怀镜做了逆选择。朱怀境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他太认同游戏规则了，尽管他认为这不是好的游戏规则。朱怀镜是那种对现实的糟糕认识得越透彻，就堕落得越彻底，也堕落得越清醒，堕落得越痛苦的知识分子。他这种知识分子不会从堕落的痛苦中咀嚼出悔恨，反而会从堕落的痛苦中体会到义士般的快意。
(4)、王跃文：我赞同你用圆形人物这个概念概括朱怀镜，但这只说明他有多面，并不是划定了圆心和弧面的封闭曲线。我的写作是自由的、率真的，没有所谓的抽象理念和中心，学者怎么阐释，读者怎么理解，我就管不了。纵使这样，我也只是抓住了生活之树下的几片落叶，可能与人性的真实、生活的真实、哲学的真实都相去甚远。在此过程中，如果我对事物和现象的认识暂时溢出了部分读者可以承受的边界，我认为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抹平，将有更多人认同王跃文，也识其短见和肤浅，更加客观地评价我的局限性。
(5)、2015年发生了毕节留守儿童自杀事件，在课上我和工友们一起讨论了这起人间悲剧。工友范雨素从农民工母亲的角度完成了一首长诗《一个农民工母亲的自白》，不仅写了社会上对留守儿童、流浪儿童的种种歧视，更在结尾处以“黑暗的地母”的身份发出历史的祈求：“我祈求，我的孩子/毕节的孩子们，农民工的孩子们/都有来生/在来生/所有母亲的孩子/不叫留守儿童/不叫流浪儿童/他们都叫做/六十年前/毛爷爷起的名字/祖国的花朵”。这首诗少有地唤起了当代中国历史的记忆，六十年前的“祖国的花朵”与今天的留守儿童的遭遇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6)、聂茂：《大清相国》虽然写的是历史人物，但仍然聚焦官场，只不过是历史上的官场。你说“根据我个人的了解，中国官场上一些基本的规律性东西是千古一律，所以我在写古代的时候，联系到当下觉得其实差不多。”所以《大清相国》在维持历史感的同时，又有着鲜明的当代意识。这个似乎很难，有些作家的历史小说成了文献的堆积；而有的历史小说则变成了荒唐的穿越剧。你是怎样平衡历史感和当代性的？
(7)、聂茂：一个作家的艺术立场或叙述姿态很重要。萧红就看重自己的叙述姿态。她曾经将鲁迅和自己的叙述姿态做过一个对比，她说鲁迅是“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而她自己则是“我的人物比我高”。现在想来，鲁迅就像作品中的上帝，悲悯地看着人物的喜与悲、苦与乐、生与死。他们的命运都是命定的，祥林嫂一出场就是悲剧，彻头彻尾的底层人物，被封建礼教抽空了生命的润色，抽干了精神世界仅有的水分，在黑暗中一步一步走向无底的深渊。鲁迅就是让她一悲到底，就是要撕掉她所有的人格外衣，赤裸裸地展示在读者面前，让你感到触目惊心和十分难堪。这样，读者的关注点其实不是祥林嫂本身，而是封建礼教的冷漠和愚昧人性的残忍，所以祥林嫂仅仅是一个符号，读者也就很难对作品产生代入感。萧红不同，她按照“我的人物比我高”的理念用儿童的视角书写乡民的惰性生存。她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既不悲悯，也不批判，仅仅是以平视、甚至是仰视的眼光看待作品中的人物。她不觉得人物可怜，她站在人物的立场上设身处地，以他们的道德判断和价值标准去思考，这样，人物一下子就有了温度和亮色，无论是愚昧和惰性、善良和忠厚，所以读者就很容易产生代入感，与人物产生共鸣。我发现，你有时也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在《国画》大段的几乎内心独白般的叙述中，你多次用玉琴这个人物的限制性视角。“她怕吵醒朱怀镜，轻轻去洗漱间洗脸刷牙，然后来客厅打扫卫生。可当她猛一抬头，忍不住失声叫了起来。原来，昨天玉琴买的那个漂亮的花篮完全枯萎了，好些花朵已经凋谢。”紧跟着便是用玉琴的视角进行叙述：“我平日买的花篮，伺候得好，能放半个来月。这回只一个晚上就这样了。我想这只怕不是个好兆头。”一方面，玉琴和朱怀镜有着超越平常的情人关系，她在感受情人的甜蜜；另一方面，她又在冥冥之中感受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给自己暗示。这是心理脆弱的表现，也是一种触景生情的自哀。玉琴有善良的一面，否则她会把一切当成天经地义，而非惊弓之鸟。女人的敏感、善良、多情一下子就出来了，这样的叙述很震撼，更加贴近人性的真实。但是，有的时候，你似乎也得意于以俯视的眼光看待人物。比方，张天奇和皮市长的圆滑、虚伪，更像是小丑的众生相。我想知道，你的这种视角转换是有意为之，还是自然完成？如果是有意为之，你是按照怎样的逻辑调整自己的视角和姿态呢？
(8)、聂茂：在《国画》里，大灾过后，皮市长到乌县视察。在一段被乌水河冲垮的长堤，皮市长发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挑着一担土，颤巍巍的。皮市长很感动，上前问道：“老人家，你好啊！你这么大年纪了，也来参加修复堤防？”老太太却只是不停点头鞠躬，连声说：“人民政府好，各位领导好！”此后，皮市长逢人就讲这位老太太觉悟高，人民群众真是好。殊不知，这个老太太是县里有名的夏疯子。只要多说几句话，皮市长就会明白眼前的这个老太太是个什么样的人。为此，张天奇胆战心惊，生怕露了马脚。这是一种多么大的讽刺啊，一群小丑，一出闹剧，所有人都在郑重其事地做事，但本质上却是龌龊的。你的讽刺鞭辟入里，辛辣有力，但不露声色，比直接鞭挞和批判更有分量，这才是文学的力量。从精神气质上说，这种讽刺神似于俄国作家，而且我发现，你在聊天中也常常提及俄国作家，你的作品受俄国文学的影响大吗？
(9)、从形态上讲，兰亭序字字矶珠，点画精到，章法，从书法史的发展角度看此贴完全脱离了隶意，字法纯粹，有开山之功，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是王羲之用茧纸，鼠须笔与朋友优游之余的得意之笔。全篇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其章法布白，浑然一体，他的用笔、结字更见变化之妙，全篇二十个“之”字，七个“不”字，各具特点，而不雷同。它避免了“状如算子，一字万同”的弊端，这种艺术追求和突破是十分可贵的。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以致唐太宗李世民得到王羲之兰亭序墨迹后，曾命他的臣子赵模、韩道政、冯秉素、诸葛贞等响拓数本，赐给皇太子和诸王近臣，待李世民临死时，还要兰亭茧纸入昭陵，用以陪葬。所以兰亭序的真迹被李世民带进昭陵里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摹本而已！
(10)、可以说，春秋战国时代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需要，是推动能文之士批量出现的重要因素。诸子百家的产生，亦缘于他们想通过言语及文字连缀而成的文章来影响当时的执政者。“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汉书·艺文志》)，所以，这种风气延续到汉代，就陆续出现了一批以辞赋见称者。但是，随着“赋颂之徒”越来越追求形式上的铺彩摛文，他们的创作距离现实的关切也就越来越远，所以到西汉末年，便有了扬雄对“劝”与“讽”的感叹与反思。扬雄、桓谭等人的反思与批判，催生了东汉人对真正的“文”与“文人”的充分肯定与巨大期待。王充在《论衡·超奇》中说：“笔能著文，则心能谋论，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这里的“笔能著文”，和司马迁说屈原“娴于辞令”一样，推崇的都是人的文才，只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其表现形式已经从语言表达能力变成文字表达能力了。王充断定“繁文之人，人之杰也”，还有哪个评价比这一句更能肯定“文”之于人的意义与价值？
(11)、聂茂：《大清相国》有宽广的历史文化含量，令人想起《红楼梦》的繁杂而精密。《红楼梦》中的食谱、药方、建筑、服饰都极为细致，而你书中繁复的典章制度、机构设置、官员配备、饮食起居、官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习惯、办事程序等内容极大地扩充了小说的文化容，也使小说更贴近历史的本色，具有厚重的历史感。比如科考前考官游街习俗的描写，不仅为我们展示了清代科举取士的风貌，更成为小说情节发展的物质基础。清朝机构的办事程序也颇耐人寻味，山西乡试出现了闹府学、辱圣人的舞弊贿赂案，清廷派遣的钦差大臣须与当地巡抚共同审讯，这种办事程序为卫向书救陈廷敬于水深火热提供了情境和物质基础。人物生活在那样的情境中，历史长河滔滔而过，不可能完全复原之前的样貌，但是可以尽量地贴近历史的真实，唯有此，情节逻辑和人物性格才有更为坚实的依托。物质外壳和人物生活互相影响，人物的哲学真实性才是有依据的。你在写这些内容时，是否考虑到了文化含量的扩充，真正没有“炫技”的成分，只是说小说情节发展必然的需要？
(12)、王跃文：记得当年读米兰·昆德拉的《玩笑》，我惊出一身冷汗。这部小说，只要把其中的人名替换成中国人的名字，把地名替换成中国地名，完全就是描写中国文革的小说。可见，相同政治文化的影响下，不管这个国家处在地球的哪个角落，社会呈现出的状况都大同小异。我出版《国画》十几年之后，为了创作同清代有关的小说，阅读了大量史料和杂书，发现中国古今官场共通之处太多了。比如，清代官场流行给上司送朝靴，必须送名店名师制作的朝靴。这同现在送礼要送名牌皮鞋是一回事。陈廷敬在奏折里建议朝廷应要求“吏不以曲事上官为心，而后能加意于民”，这从反面说明当时官场风气就是下级把心事放在对上级的巴结逢迎上，并不把老百姓的冷暖放在心头。当前官场的某些不正常情况，原来自古便是如此。中外古今的对比，说明某些腐朽的、不良的文化影响之下，社会病症不会因时代或地域的不同而能幸免。
(13)、王跃文：我创作《大清相国》自然有着商业目的，但这不是我的商业目的。主人公陈廷敬故居皇城相府是山西晋城一个五Ａ级旅游景点，他们由于商业宣传邀请我写这个题材的电视剧。剧本写好之后，因某些政策原因一时没有拍摄。这是《大清相国》创作的由来。
(14)、王跃文：我的小说一向没有极端的形象，他们就像身边随处可见的各类人物。《苍黄》里一意孤行的县委书记刘星明、为所欲为的民营企业老板贺飞龙、周旋于各种关系如鱼得水的公安局长周应龙，他们都是生活中的真实存在。但我不喜欢写什么惊天大案，虽然我们经常看到轰动性新闻的报道。我也不喜欢写大开大合的大事件，看上去波澜壮阔、风起云涌。这些都是很表面的。生活多是常态的，常态才接近生活的本质。
(15)、 丹纳指出了文学经典作品的两个主要的思想特征：一个是高尚的心灵达到了其时代的高真理，一个是表现了人类共同的感情与典型。前者是说文学作品中的思想达到了时代的高真理，即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先进的思想，后者是说文学作品中表现了普遍的人性，即表现了人类共同的感情和心理。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高的真理”和“先进的思想”之所以“高”和“先进”，根本原因恰恰在于它们充分体现着人性的诉求，表现了人类共同的感情和心理以及共同的理想和愿望。这说明，丹纳关于文学经典思想特征的论述，正是把人性的诉求和光辉作为高的价值取向，中外无数的文学经典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16)、聂茂：官场其实有多个维度，有其自身的生态，但在规则与潜规则的关系中，《国画》更加重视潜规则；在官员仕途升迁的诸多要素中，更注重对上级领导的迎合，这似乎已经表明了作品的态度，潜规则和察言观色才是关键性要素。毫无疑问，这是官场的一种扭曲或病态，一旦品行德操和工作业绩不再是衡量官员位置的坐标，价值导向就出了问题，行为就会扭曲。朱怀镜的心理、言行和取向都基于潜规则的支配，潜规则成为了价值导向。而且朱怀镜对细节有本能性的敏锐观察力，这使朱怀镜在官场上左右逢源，如鱼得水。他洞悉了官场的运行逻辑和背后的支配法则，乘势而上，顺势而为，终成正果。所以很多读者都把潜规则作为阅读的关键词。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显规则与潜规则的边界。潜规则已经成为无所不包的黑匣子，只要是无法看到的、无法解释、无法认同的，一概归入潜规则的范畴，或者说，只要是实际起作用却无法言明的内容都归入潜规则的范畴，边界混淆了，很多事情也就好解释了，读者也就心安了，作家也就解脱了。我的这种分析有道理吗？你如何看待传统中国文化、特别是所谓的潜规则对朱怀镜等人的影响？
(17)、在我看来，文学表达到好的一步，就是通过文字，让读者们不由得不即景生情，或说是情景交融，不觉有情而情自在。而这一个情，在诗中好是不拿出来更好些。比如，唐诗中为人传诵的句子：
(18)、文学为语言文字表达的艺术，是社会文化的表现形式，是美的体现。文学作品：作家的语言艺术表现心灵深处的作品，离开了语言艺术的独特性就无法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杰出的文学家是民族心灵深处的英雄。文学代表民族的智慧。
(19)、 文学经典不是理论著作，一般情况下不会做美学理论的宣示，但其艺术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一定的美学思想和审美理想的指导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如果从美学思想和审美理想的角度总结艺术特点和艺术成就，也许更能抓住问题的本质，看清历代文学之间的继承关系。
(20)、 再说形式要素：从我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实际情况来看，艺术形式要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扬审美理想，一是艺术表现方式具有开创性或独特性。前者要求思想境界的崇高和艺术趣味的高雅，体现着艺术作品的追求和品位；后者要求艺术表现方式的开拓和创新，使作品的内容得到而恰到好处的表现，达到二者之间的高度统一。
5、比较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1)、王跃文：不同作家有不同的创作习惯。我不喜欢把小说的故事、细节、人物活动等都想好了再去写。我会让故事自然发展，让人物在故事里自由行走。他们都是活的，不是作家任意操控的玩偶。我也不会去想象某个人物的典型意义、象征意义或代言者形象等。我还是那句老话，把平实甚至平淡的故事讲得读者愿意看，把随处可见的身边人物塑造得可信。
(2)、王跃文：不能作这么简单推论，但权力对人性的腐蚀性是不可低估的。很多官场中人除了对权力的迷恋和崇拜，没任何理想和追求。有的人为了权力，可以牺牲爱情、亲情、友情，以及自己的尊严，甚至愿意拿性命做赌注。不是说但凡政治人物就没有情感或不需要情感，但确实有些官场中人把权力看得高于一切。有了权力，他什么都有了；但事实上，很多权力之下的“福利附加”都是梦幻泡影，终会因权力的失去而烟消云散。
(3)、网络小说是网络时代的文学产物，它是有特定的消费者(即读者)，网络小说的读者以年轻人，文化水平不太高的人，非白领阶层为主。
(4)、比方说，我感到苦痛，可是有比我更苦痛的。我遇到困难，可是有比我更困难的。我是这样一个性格，在诗里也总找得到合乎我喜好的而境界更高的性格。我哭，诗中已先代我哭了。我笑，诗中已先代我笑了。读诗是我们人生中一种无穷的安慰。有些境，根本非我所能有，但诗中有，读到他的诗，我心就如跑进另一境界去。
(5)、地铁12号线“宁国路站”可到；公交25路、8路、538路、842路、155路等可到。
(6)、 就我国来说，我国古代有多种不同的道德精神理想，如儒家道德精神理想、道家道德精神理想和法家道德精神理想等等，文学经典作为古代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产物，不可能完全摆脱这些道德精神理想的影响，而是程度不等地打上了它们的烙印。但是，我国古代的文学经典的思想精华又绝不仅仅限于此，而是有其更为人性化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事实上，正是这些人性化的思想内涵才是构成我国古代文学经典内容的为基本的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