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诗风
1、间接抒情：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寓情于景、借古讽今(怀古伤今)。
2、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
3、(70)陈师道《后山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第30309页。(韩愈的诗风)。
4、如果以此为古今诗歌的分界，那么韩愈诗风的变异，恰好与“今”诗的特征相重合，似乎具有某种标志意义。严格地说，唐诗许多重要的变化都肇端于杜甫，杜诗在以文为诗、好议论、以家常入诗等方面都已开宋诗的法门，但尚未触动古典美的理想。韩愈因而袭之，变本加厉，遂将唐诗引向一个极端的方向。叶燮视中唐诗为“百代之中”，实则在中唐诗多元的取向中，只有韩愈对古典传统的颠覆，才真正具有超越唐代乃至唐宋之变的意义。而这些违背古典审美理想的新变，也只有在放弃以感官愉悦为基础的古典美理想的现代语境中，才能得到正面的肯定。
5、第一联开头直接总括整个事件，就是说他要去当道士修仙了。谁氏子这里自然代指的就是吕炅，但现在看起来这个做了这样可笑的事，作者为什么不说他不正常，却说他“非痴非狂”呢?这和韩愈所处的时代环境是有关的。唐代是李唐王朝，统治者为了抬高自己，就把自己说成是道教始祖老子李耳的后代。并尊奉道教为国教。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修仙问道之事在当时普遍，各种修仙的传说在社会上也流传甚广，于是社会上很多人都沉迷在当神仙的幻想中，形成迷信。
6、与取材的鄙俗相应，韩愈诗的意象时常阑入粗鄙、丑陋的事物。如《病中赠张十八》写到躯体，又言：“连日挟所有，形躯顿胮肛。”“胮肛”(音膀夯)即笨重的样子。《寄崔二十六立之》自述老态：“我虽未耋老，发秃骨力羸。所馀十九齿，飘飖尽浮危。玄花著两眼，视物隔褷褵。燕席谢不诣，游鞍悬莫骑。敦敦凭书案，譬彼鸟黏黐。且吾闻之师，不以物自隳。孤豚眠粪壤，不慕太庙牺。君看一时人，几辈先腾驰。过半黑头死，阴虫食枯骴。”其中“鸟黏黐”、“豚眠粪壤”、“阴虫食枯骴”三个比喻满是腥臭阴森的感觉。此外还有《刘生》写南方瘴疠之厉，曰“毒气烁体黄膏流”；《纳凉联句》写夏虫，曰“昼蝇食案繁，宵蜹肌血沃”；《和虞部卢四汀酬翰林钱七徽赤藤杖歌》形容赤藤杖的奇异形态，曰“共传滇神出水献，赤龙拔须血淋漓”。《孟东野失子》为说明“有子与无子，祸福未可原”的道理，举了四个例子：“鱼子满母腹，一一欲谁怜？细腰不自乳，举族长孤鳏。鸱鸮啄母脑，母死子始翻。蝮蛇生子时，坼裂肠与肝。”其实他所咏的事物，本身并没什么特别狰狞的气象，可他硬是要描绘、比喻得如此狰狞和血腥，只能是朱彝尊所说的有意“逞诞”。(39)刘熙载认为这类以丑为美的表现，“但宜施之古体，若用之近体，则不受矣”。(40)其实，就是用于古体，又有什么妙处可言呢？袁枚曾说：“即如韩昌黎之‘蔓涎角出缩，树啄头敲铿’，此与《一夕话》之‘蛙翻白出阔，蚓死紫之长’何殊？今人将此学韩、杜，便入魔障。”(41)这里涉及一个古代笑话。据元怀《拊掌录》载：“哲宗朝，宗子有好为诗而鄙俚可笑者，尝作《即事》诗云：‘日暖看三织，风高斗两厢。蛙翻白出阔，蚓死紫之长。泼听琵梧凤，馒抛接建章。归来屋里坐，打杀又何妨。’或问诗意，答曰：‘始见三蜘蛛织网于檐间，又见二雀斗于两厢，廊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如之字。方吃泼饭，闻邻家琵琶作《凤栖梧》；食馒头未毕，阍人报建安章秀才上谒，迎客既归，见内门上画钟馗击小鬼，故云打死又何妨。”(42)韩愈恐怕做梦也料想不到，他的作品竟会同如此鄙俚不堪的下劣诗作相提并论。然则他无所顾忌的“逞诞”终将给读者带来什么样的阅读感觉，就不难想见了。奇则奇矣，而清奇雅正中“雅”的趣味已荡然无存。
7、本诗集是著名诗人桑克的诗歌自选集，收录了诗人近三十年诗歌创作的精品。桑克的诗常常触碰到历史和现实的痒处，这使他的俏皮和清逸保持了可贵而又谦逊的高度。他的诗是中国当代诗歌的重要收获。
8、张若需——《春江花月夜》，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
9、(91)张高评《宋诗之新变与代雄》，台北：洪叶文化公司，1995年，第306页。
10、(32)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册第2428页。
11、我们知道，现代性的概念可追溯到公元五世纪拉丁文的modernus一词，1175年前后，就有一些意大利作家标榜自己是“现代派”，将自己的摩登与传统划清界限(102)。当代学者既然以现代性概念与工业社会相伴而生为讨论前提，便不得不从“思想和行为则以科学的规律为指南”来把握现代性，使文学现代性的辨认总以社会、政治、科学等观念的确立为依据，就像王德威所做的工作那样。如今，据说“将线性时间——历史观的形成视为现代小说产生的前提已成为学界共识”，(103)那么诗歌又以什么作为现代的标志呢？如果像小说一样，以表达的内容或观念作为现代性的依据，那么诗歌也同样只是我们想象历史的文本，它本身的现代性又在哪里呢？如此考量，文学的现代性，不是仍在文学的视域之外么？事实上，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确实已有一些学者意识到现代性是一个“非文学性命题”(104)，而要回到走出现代性，“回到文学学术本身”(105)。
12、韩愈诗歌的“大变”固然体现在许多方面，包括诗体方面的联句、语言方面的以文为诗，声律方面的体制意识等等，但重要的我认为是在唐诗清奇雅正的美学理想中单单发展了“奇”的一面，遂以险怪、谑俗、生新、粗硬的趣味，冲击了古典诗歌典雅和谐的审美理想，以一种新的诗歌美学开了古典诗歌走向近代的先河。从这个意义上说，韩愈诗风的变革不只是个诗学的问题，更是个美学的问题，只有从美学的层面，从审美意识的变化来审视，才能全面地认识韩愈创作的全部意义。
13、韩愈的诗歌正像其文章一样，不袭陈言，戛戛生造。叶燮对韩愈诗歌的高度肯定，首先就着眼于这一点：“韩诗无一字犹人，如太华削成，不可攀跻。若俗儒论之，摘其杜撰，十且五辄摇唇鼓舌矣。”(57)又说：“今人偶用一字，必曰本之昔人，昔人又推而上之，必有作始之人。彼作始之人，复何所本乎？不过揆之理事情，切而可，通而无碍，斯用之矣。昔人可创之于前，我独不可创于后乎？古之人有行之者，文则司马迁，诗则韩愈是也。”(58)袁枚《随园诗话》也说：“宋人好附会名重之人，称韩文杜诗，无一字没来历。不知此二人之所以独绝千古者，转妙在没来历。元微之称少陵云：‘怜渠直道当时事，不着心源傍古人。’昌黎云：‘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今就二人所用之典，证二人生平所读之书，颇不为多，班班可考；亦从不自注此句出何书，用何典。昌黎尤好生造字句，正难其自我作古，吐词为经。他人学之，便觉不妥耳。”(59)施补华《岘佣说诗》则注意到：“韩、孟联句，字字生造，为古来所未有。”(60)今人又注意到韩愈文章好用俗语的趣向这些意见听起来似乎都与“无一字无来历”的传统评价相矛盾，其实准确地说，韩愈生造的不是字，而是词，即古人所谓“语”。李翱《答朱载言书》述韩愈陈言务之旨，举例云：“假令述笑哂之状曰‘莞尔’，则《论语》言之矣；曰‘哑哑’，则《易》言之矣；曰‘粲然’，则谷梁子言之矣；曰‘攸尔’，则班固言之矣；曰‘冁然’，则左思言之矣。吾复言之，与前文何以异也？此造言之大归也。”(62)既然前人用过的词不能再用，那就只好生造新词。程学恂《韩诗臆说》评《射训狐》说：“‘矜凶挟狡’、‘聚鬼惩妖’，语皆独造，不相沿袭，而无害为无一字无来历者，其义则本之古也。”(63)正是这个意思。《秋怀诗》其五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离离挂空悲，戚戚抱虚警。露泫秋树高，虫吊寒夜永。敛退就新懦，趋营悼前猛。归愚识夷途。汲古得修绠。名浮犹有耻，味薄真自幸。庶几遗悔尤，即此是幽屏。”顾嗣立评：“字字生造，新警之极。”(64)然而诗中并未用什么怪异字样，其生造全在于双音词的搭配都是无例可循的新奇用法。
14、 如果写一首诗而意境不佳，味同嚼蜡，叫人读了兴趣索然，那就不如无诗。有了好的意境，然后还必须这种意境能够在字句上充分表达出来。
15、从这些地方可以感觉到，韩愈似乎根本不将读者的反应考虑在内，也不求在感官上愉悦读者。质言之，他的意识中已没有美或不美的意识，也不在意形式上的美感，追求的就是新异，力图给人新鲜的感觉，而不管它是否让人愉快。这不简直就是现代艺术的精神么？一种放弃了“美”意识的美学。
16、(30)如独孤及喜用《诗经》、《史记》、《汉书》，权德舆喜用《诗经》、《礼记》，皆其例也。
17、他以清新直接的口语，书写对现实生活经验的敏感，用率真而幽默的话语风格进行“诗”与“歌”相结合的形式探索。其作品富于人道主义底色，具备深厚的现实批判力量，始终保持了较高的境界，诗歌在文本上的间离效果与隐喻，叙事中带有时代情愫和现实的批判思维。写出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真正的人间之诗。
18、韩愈诗歌在语言层面的创新，首先使它变得不像诗而更像文。在唐代我们没看到对韩愈的批评，那是因为当时根本就不将韩愈当诗人看待。到宋代，韩愈遇到欧阳修这个大知音，极力推崇他的诗文，这才有人关注韩诗，并引发许多批评家的否定性批评。沈括“押韵之文”的非议尚是轻的，陈师道说“退之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尔”，又将韩愈以文为诗与东坡以诗为词相提并论，一言以蔽之曰“要非本色”，(70)才是严厉的否定，等于是说不入流或歪门邪道。很显然，韩愈诗歌的变革，绝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求新而已，他实际上已突破了传统诗歌观念所能容忍的限度，背离了人们对诗歌特性的一般理解。这是他的创作长期得不到好评的根本原因所在。
19、柳永词风的缠绵悱恻；黄庭坚词风的流畅自然；秦观词风的情真意切；
20、(25)叶燮《原诗》内篇上，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第570页。
21、他上接魏晋，中承杜甫，下传北宋梅尧臣等大诗人，与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一起，确立了宋诗的基调。苏轼说“郊寒岛瘦”，元好问直接称他为“诗囚”。
22、(59)袁枚《随园诗话》卷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3册第94-95页。
23、古典艺术的生命原在于形式美的创造，背离公认的形式美的艺术实践，肯定会与受众的接受期待产生抵触。韩愈诗歌取材的去雅入俗，声律的弃谐求拗，都明显具有反形式美的倾向，在直观上就很难给人愉悦的感觉。那么他究竟为什么要冒诗家之大不韪，坚定走向这背离时尚和阅读习惯的道路呢？看来是出于“惟陈言之务去”的沉重焦虑，从而决然追求“陌生化”的效果。所谓陈言，不只包括词汇，也包括词汇蕴含的意象和附着的声音，更包括构成诗句的节奏和语法。于是韩愈的务去陈言，就展现为写作中全面的反传统举措，渗透到诗歌的各个层面，终当然离不开节奏和语法这语言表面的改造。
24、韩愈在文学上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提倡古文，主张文以载道，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由于他和柳宗元等人的倡导，形成了唐代古文运动，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他的古文众体兼备，举凡政论、表奏、书启、赠序、杂说、人物传记、祭文、墓志乃至传奇，无不擅长，可大致概括为论说与记叙两类。
25、并不是韩愈刻意要孟郊出名，再说，在那个群星璀灿的年代，谁也不可能靠别人的吹嘘能真正出名。是孟郊的理论和创作，成为韩愈迈向大宗师路上的第一块基石，他对孟郊的评价，不过实话实说而已。
26、(56)王次梅《杜甫七古的声调分析》，《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27、本题选用南宋陆游一首题为《鹊桥仙》的词为鉴赏材料。
28、 陶渊明——田园诗之大家。因"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隐，表现不与黑暗现实同流合污反抗精神。讴歌田园风光，把美丽朴素地田园风光与黑暗污浊地仕途生活加以鲜明地对比，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佳途地虚伪。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接近劳动人民，歌颂劳动。在《咏荆何》、《读山海经》中，诗人通过对古代英雄战斗精神地颂扬，反映了诗人自己反抗黑暗现实地思想，表现了他"金刚怒目式"的一面。说明他没有忘怀现实，也没有放弃他的伟大理想。
29、(9)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第6册第6215-6216页。
30、(28)赵翼《瓯北诗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28页。
31、马上掌声不绝，喝彩一片！延至今日，它已成为一首著名得不能再著名的诗歌，只要是中国人，如果谁说没读过、没见过这首诗，不好意思，直接把他拢到文盲那一拨去！
32、以穆木天、郑敏、牛汉、任洪渊为代表的“北师大诗群”第一批代表性诗人自是光芒万丈；绍续光芒、又开新面的第二批代表性诗人伊沙、徐江、侯马、桑克、宋晓贤则一样耀眼；踵武前贤、别开生面的第三批代表性诗人朵渔、沈浩波、吕约则已然走近舞台中央。群星璀璨的“北师大诗群”，在中国当代诗坛，毫无疑问已是无法忽略的耀眼“存在”。
33、(107)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3页。
34、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绍兴中应礼部试，为秦桧所黜。孝宗即位，赐进士出身，曾任镇江、隆兴通判。乾道六年(1170)入蜀，任夔州通判。乾道八年，入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府。官至宝章阁待制。晚年退居家乡。工诗、文，长于史学。与尤袤、杨、范成大并称南宋四大家。有《剑南文稿》、《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
35、古人之诗浑，今人之诗巧。古人之诗含蓄，今人之诗发露。古人之诗多比兴，今人之诗多赋。古人之诗纡徐婉曲，无意求工；今人之诗好着议论，动使才气，每用一意，不能自达，往往自下注脚。此今人所以远逊古人也。(77)
36、他既讷于言，又不敏于行，实在不是当官的料，身心和精神全在诗歌上，是个生命里只有诗歌的素人，但在当时，不当官就啥也不是，永远没有出头天。所以，面对母亲的殷切期望，他不得不一次次硬着头皮赶赴科场应试，又一次次承受应试不中的沉重打击。打击之余，更添一份辜负母爱的愧疚。这从《游子》中，体现得清楚——
37、词的结尾借用了贺知章的故事，这有什么用意？请简要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