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是谁
1、也就昆曲在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而已
2、“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作为一个江南文人竟然留寓北方达20多年，游历北方大地，无非是为了乘机而起推翻清朝统治，其民族气节一直以来激励很多志士仁人。他的政治思想，特别是他的民族性，对于后来的晚清的资产阶级革命有引导性作用，资产阶级革命家章炳麟在反对清朝政府的时候，自署名章绛，同顾炎武初名，可见顾炎武思想的影响力之深远。
3、顾炎武的书法有一种学者厚重而洒脱的风格，此件书作上款人为“清仪老友”，当是顾炎武的同道中人，故书此示之，作为遗民生涯的一种心灵慰藉。(顾炎武是谁)。
4、“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语出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5、顾炎武在家中没法待下去了，只好背井离乡，开始了旅居生活。
6、比如，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便是晚清梁启超、麦孟华诸君之于亭林的重新“发明”。1897年，梁启超《万木草堂小学学记》：“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世此义不明，即好学之士亦每以独善其身为主义，而世变益莫之振救，不知栋折榱崩，其谁能免？即不念大局，独不思自保耶？”麦孟华《民义自序》：“顾炎武曰：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是固保种族、存国教之先务欤！其亦海内魁桀之所宜有事者欤！”另一康门弟子刘桢麟1897年6月在《知新报》发表《论中国守旧d不如日本》：“中国今日之不振，士人实当坐其咎。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种族之华能，无非类之，惧君父之患，宁非臣子之辱，如其以存中国为心，则虽倡言守旧，吾不以责之也，如不以存中国为心，则虽日言变法，日事西学，适足为外人先路之导耳，奚论守旧！”亭林“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之说，原有保国、保天下的分别，亦因分别，对不同人群有不同的责任判分；而晚清维新d人直接将这两层涵义合二为将“保国、保种、保教”糅为一体。
7、我们这里是大学，第一任务是教学，把青年学生培养成高水平、高素养的面向未来的优秀人才。既然第一任务是教学，那么教学就要有备课本，这个备课本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老一辈著名学者、陕西师大黄永年教授曾说，老师在课堂上要讲自己的心得，尤其要讲自己明白的，不讲自己不明白的。这个要求看上去不高，其实很难达到。我们上课之前要备课，备课本一年又一年要修订，到底其中哪些内容是自己的心得呢？有个知名教授讲校勘学，后来讲义出版了，结果有人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他的这本教材与民国间某位先生的著作内容相似，今天的话说涉嫌抄袭。这件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快四十年了，我记忆犹新。我的老师霍旭东先生曾说：“教好一门课，就是一碗饭。”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说，教不好课就端不住饭碗。
8、水军十一万，虎啸临皇州。巨舰作大营，飞舻为前茅。黄旗亘长江，战鼓出中洲……沉吟十年余，不见旌旆浮，忽闻王旅来，先声动燕幽。阖闾用子胥，鄢郢不足收。
9、2015年10月，芬兰伊纳里，清晨一只驯鹿穿过黎瑾眼前的道路 图/纪韩
10、学新闻传媒出身的晨星毕业后进入到金融行业，这不是他喜欢的行业，而是一个“为了生活被迫的选择”，工作压力大，社会规则与学校完全不一样，随之而来的负面情绪逐年累积，“那几年我处于有点愤世嫉俗的状态，觉得身边的人好像都很俗，特别是在金融行业，在上海这样的一个环境，大家每天都在谈钱，从来没有人跟你讲诗和远方，社会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
11、顾炎武自小至老手不释卷，出门则总是骑着一头跛驴，用二匹瘦马驮着几箱书。遇到边塞亭障，就叫身边的老仆到路边的酒店买酒，二人对坐痛饮，咨询当地的风土人情，考究其地理山川。
12、前老板提出的问题让她忽然顿悟，“我没有办法将注意力放在工作上，或者说我没办法把眼前每天的苦逼与旅行在外的各种豁达、自由、无拘无束串联在一起，我没有承担起旅行的自由与现实的束缚的落差，并且一意孤行地认为现实也应该是自由的。”
13、在明朝曾经当过国子监祭酒，明亡之后，养母遗嘱让他不事二姓，于是他终生都没有在清朝做官。他生性刚烈，康熙年间，有人推荐他修明史，他断然拒绝，而且还说：果真让我修明史，我要不然就学习介子推逃走，要不就是学习屈原去死。
14、就随便投资120亿建了全国县级市里程长的中环快速路而已
15、 《台湾,好自为之》 《谁说中国只会抗议?》
16、10余年后在南京即帝位，建立了大明帝国。炎武“遍游沿江一带，以观旧都畿辅之盛”(《神道表》)，山川依然而人事全非，颇有不胜今昔之感。
17、自由职业带来新的焦虑，在继续做LonelyPlanet兼职作者时，黎瑾也给其他的媒体供稿，但收入大约只有原来工作的一半，还是不稳定的。同时她要忍受旅途不再单纯的分裂感，写旅行指南不能仅仅是个人的见闻，需要四处调研，从清洁工、服务员、售票员、包车司机、旅行者等各种人那里挖掘信息。
18、选择以旅行为生活，好与不好的事情相伴而来。黎瑾遇到过善良的人，在俄罗斯半夜找不到预订的民房时，一个路人邀请他们去自己家住，也曾在德国街头被人拦住索要过路费。“旅行的每一天都在发生不一样的状况，可能是你曾经想不到的。有全职工作的时候，你解决的是具体的问题，不会遇到完全陌生的问题。”
19、顾炎武晚年潜心致力于学术，每天除了读书，都是写书，并且将自己平生所学集结成日知录，留给后人参考。
20、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帝开博学鸿儒科，招致明朝遗民，顾炎武三度致书叶方蔼，表示“耿耿此心，终始不变”，以死坚拒推荐，又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
21、昆山=新加坡×4(国土面积641平方公里)
22、我是1999年开始讲“文献学”这门课的，那年36岁。在那之前，我开设过“目录版本校勘学”，大概是1989年。我的导师王绍曾先生出生于宣统二年(1910年)，我跟他学习的时候，他已经年纪很大了，所以我刚刚研究生毕业留校，王先生就让我替他讲这门课，是古籍所硕士生的课，开始几次课王先生来听，后来就不来了。备课本是我自己写的，王先生当然也有备课本，没有给我看。1999年开文献学，是为山大文学院的研究生开的必修课，当时是4个学分，每周4学时。记得8月20日文学院院长谭好哲老师(大学时候谭老师给我们讲马恩文论)通知我，说文学院教授们商议为研究生开公共必修课文献学，9月1日上课。就是说只有10天时间。我说：“谭老师，我没有讲过文献学。”他说：“你不是文献学专业吗？”我一时无言以对，回去开始准备上课。首先拟定了章节目录，请王绍曾、蒋维崧先生看，又借去北京出差的机会，请冀淑英、黄永年、安平秋、裘锡圭、杨忠几位先生看过，得到充分肯定，也得到宝贵的指导。接下来，每周一次课，四学时，从下午两点上到六点，我这一个星期什么也不干，只写讲义，每周用山大古籍所400字绿格稿纸写一本(100页)，18个周写了18本。课就讲完了。当时奋笔疾书，字迹潦草，速度很快。那么，材料从哪里来呢？
23、川藏高原给Panda大的触动是藏民们的生活状态、精神信仰，和他这样长期在城市里生活和工作的人完全不一样。“他们比较纯粹”,他说。但同时他明白，这样的生活无法效仿，你难以在旅行中寻找解决城市生活困境的方法。
24、“亡国”与“亡天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亡国”是指改朝换代，换个王帝，国号。而仁义道德得不到发扬光大，统治者虐害人民，人民之间也纷争不断，是天下将灭亡。保国这类事只需由王帝及大臣和掌握权力的人去谋划。但是“天下”的兴亡，则是低微的百姓也有责任。扩展资料：顾炎武出身乡宦，自小读书，十四岁参加复社活动。复社是一个图谋革新的社团，成员大多是爱国的知识分子。
25、思想缘时势逶迤，因此，在晚清中国“世变之亟”的当口，相较于黄梨洲、王船山，与经世相关更密的顾亭林是被引申较多的一位。晚清的顾炎武评述中，举曾国藩、梁启超二人为例。曾国藩说：“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褎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亦讲其“博大精微，体用兼赅”。而梁启超在1902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言清学之祖，必推亭林。诸先生之学统，不数十稔而俱绝，惟亭林岿然独存也。”他在后来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亭林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我以为现代青年，很应该用点功夫，多参阅些资料，以看出他的全人格”。
26、我们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经历过的老师总不下几十人，甚至于上百人，扪心自问，有多少老师让你真心满意、久久不能忘怀呢？当个好老师，是一件难事。关键在于老师的水平，其次才是表达能力。有学问讲不好，这样的老先生我见过，殷孟伦先生、蒋维崧先生，学问大得很，讲课都不很好！高兰先生、赵俪生先生，讲课精彩之极。霍旭东先生说听高兰先生讲课，屁股会不知不觉离开座位，袁世硕先生还模仿过赵俪生先生讲课的语调。又有学问，又会讲，那该多好！有的人备课不用功，学问浅，却巧舌如簧，滔滔不绝，听着很精彩，事后全忘了。我们要做踏踏实实的老师，多读书，多读专业书，对上课内容反复研究，各家说法有什么不同，如果相同，那么谁先谁后，把源流摸清楚，把开创者和因袭者区分开，把后来居上、更上一层楼的人提拔出来，为那些做出学术贡献的人树碑立传，你的课就不落俗套了。
27、(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Panda、晨星、阿兹猫均为化名)
28、Panda原本打算过年后重新找一份工作，没想碰上了疫情，之前有意愿的岗位取消了招聘，没有看到太合适的工作，他开始自己接项目做。“其实自己接项目工作和旅行时候的状态有点像，我可以做决定，要不要合作、以什么价格，赚的每一分钱都完全靠我自己，哪怕我赚得没有原来那么多，但是有成就感。没有人会对你指指点点，没有人会强迫你去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东西，我觉得比较自由。”
29、当张名振(字候服，南京人)于顺治十年(1653)九月在长江口大破清兵，进屯崇明(今属上海)，明年正月，又率“海舰数百”溯长江而上，直抵镇江。
30、“可能每一代的年轻人，都会有这么一段时间，会特别想去外面看。你在外面没有什么压力，没有什么业绩考核，没有什么领导催你做PPT，你会觉得特别好。再加上你在外边看的风景，遇到的人，凶也好、友善也好，对你来讲是个很新鲜的事情，这样你就会觉得我在外边的世界很精彩。但你的职场是很难连续的，你回来之后，可能还只能做跟以前一样的工作。你的薪水达不到一个提高，你没有办法去享受更高品质的旅行。年轻的时候你可以接受穷游，但是你三十多岁，有孩子，有老人，还能接受穷游吗？”
31、顺治十四年，顾炎武变卖家产，只身北上，开始了终其后半生的漫游生活。在25年间，他遍历大河上下，所到之处，即考察山川形势、风土人情，同时广交师友，砥砺学问。后人记载顾炎武在旅途当中往往用骡马载书随行，每到一处，都会访问当地故老，将所见所闻与书中的记载相参照，一旦发现不同之处就记录下来，详加考辨。他一生学问的结晶《日知录》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完成的。
32、2016年3月，黎瑾和纪韩在英国巴斯，亚欧自驾之旅完成一半 图/纪韩
33、 顾阿瑛在秀美的玉山佳处举办了赫赫有名的玉山雅集，当时有名的文人如柯九思、黄公望、倪瓒、杨维桢等都是座上宾，这些诗人不单擅长诗文曲赋，还兼书画琴棋诸艺。
34、在现代城市工作的很多年轻人经历过类似的内心冲动。这种冲动有时甚至不需要鲜活的图片，仅仅是一句话就能唤醒，例如高晓松的“生活不止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以及2015年郑州女教师顾少强辞职信里的“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两句话在社交网络上铺天盖地，反映了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对工作和生活的不满，对远方旅行的向往。
35、清兵南下时，顾炎武参加了抗清斗争，同昆山知县杨永言等人一道据守昆山。城破，顾炎武的两个弟弟被清兵杀死，继母王氏也绝食自杀。此后，他以商人身份暗中活动，联络抗清力量。后被官府追捕，逃离江南，前往山东。在北方的二十多年里坚持反清。
36、顺治十二年(1655)春季，炎武回到家乡昆山。原来，顾氏有世仆名陆恩，因见顾家日益没落，炎武又久出不归，于是背叛主人，投靠叶方恒。
37、这种因“君国之变”演化而来的维新思想，在日益激进化的时风中便直接发展成了“种族革命”。其后的士林言说，顾、黄、王的经世学问，更多地被加入了“激动种姓”之义。邓实《国学无用辨》文：“明之季，国既亡矣，而北有夏峰、习斋，西有二曲，东南有亭林、梨洲、船山，皆思本所学以救故国，著书立说，哭告天下，而天下之人不应，漠然若毋动其中，其言不用，而神州遂至陆沉。夫使数君子之学，得以见施于时，则亭林乡治之说行，而神州早成地方自治之制；梨州(洲)原君原臣之说昌，则专制之局早破；船山爱类辨族之说著，则民族独立之国久已建于东方矣。是故数君子之学说而用，则其中国非如今日之中国可知也……惜其学不用，乃以成此晚近衰亡之局，而反以无用诬古人，古之人不更悲乎？”所以后来黄濬总结：“明末梨洲、船山诸儒，痛心胡祸，稍申君与国之辨。清网一密，诸说阒然。清末能知世界大势怵心亡国者，郭筠仙之外，唯曾劼刚。劼刚议论中，已大胆以国家为一单位，不复斤斤于‘圣清’‘我皇上’之习说。”汪国垣则直接说：“清季种族革命论，其远源实自黄太冲、顾亭林、王而农发之。”梁启超后来也曾概括过：“近三十年间，把第一个一百年的思想全部复活。头一件，他们消极的和满洲人不合作的态度，到这时候变为积极的，卒至推翻清朝，建设民国。第二件，他们的学问种类和做学问方法，因为欧洲文化输入，重新发生光彩，越发向上进。”和满洲的不合作，“种族自卫，无滋蛮貉”，至清末，易化为推翻清王朝的种族革命之说，这同样也是时势之于思想的塑造，或者称之为“再阐释”。
38、昆山地图威武霸气，乍一看是不是以为是一一只雄鹰呢！
39、甲申(1644年)之变(即大顺军攻占北京，明崇祯帝自杀，后清兵入关)后，顾炎武积极投身到当时的江南抗清斗争当中。公元1645年，清兵南渡长江，攻陷南京，大肆屠杀。江南各地爆发了激烈的抗清斗争，顾炎武与归庄、吴其沆等在苏州、昆山起义。后起义失败，昆山城陷，死难者4万余人，顾炎武的生母何氏被清兵砍去右臂，两个弟弟遭杀害，好友吴其沆也被捕蒙难。顾炎武的嗣母王氏闻讯后绝食15天死节，临终时给顾炎武留下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国恨家仇，嗣母遗言，使顾炎武终生保持了不与清廷合作的态度。此后5年中，顾炎武辗转于太湖沿岸，联络各地抗清志士，屡经磨难，甚至蒙受牢狱之灾。在这种情况下，他已经不可能继续待在江南了。
40、课艺书之外，戊戌以降的科举改革又使得各类西政时务、经济史论类的图书成为石印书坊的营业重心。其中，顾炎武著作在晚清上海新式印刷业中成为利薮，亦与废八股、改策论的制度变革有莫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