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是什么国的人
1、忍的伦理哲学。托尔斯泰自称“虽于中国伦理哲学未敢谓悉其精蕴，然研究有年，知之颇审”。他觉得中国伦理哲学的精义在于一个“忍”字，这正合于他的“不抵抗”理论。他说过：“余观中国人而信人民之美不在强有，不在杀人，而在乎能忍，虽有怒之辱之，损害之者乎，其能忍如故。宁人负我，毋我负人，中国人其有焉。是余之所谓中国人之功也。”
2、在巴尔扎克居住的巴黎卡西尼街一号楼下，住着一位画家奥克斯特·波尔热。两人是一对好朋友。巴尔扎克把专写动人友谊的短篇小说《无神论者作弥撒》题赠给波尔热，波尔热借给生活拮据的巴尔扎克一笔不小的款子。尔后，波尔热到中国旅行写生去了。一年后，他回到法国，需要钱用，但巴尔扎克却还不起这笔债。于是，巴尔扎克决定“以文抵债”，专作一文，向公众推荐波尔热的写生画。这就是《中国与中国人》一文的诞生之由。然而，巴尔扎克并没有把该文作为一篇应景之作，而是以此为机会，调动了他长期以来对中国文化的感情积累和知识积累，作了一篇洋洋数万言的论文式的中国研究，成为《人间喜剧》之外的作品中篇幅大的一部。
3、有人还认为，巴尔扎克在他的小说《禁治产》中所描写的侯爵夫人的丈夫，很可能是以他父亲为原型的。小说中写到，侯爵夫人为了阻止丈夫集资刊印《插图本中国史》，竟要求法院判处侯爵“禁治产”，并写了一份可笑的状子：“近十年来，侯爵所关心之事仅限于中国事物、中国服装、中国风俗、中国历史，乃至一切均以中国习惯衡量；谈话之间往往以当代之事、隔日之事，与有关中国之事混为一谈；侯爵平日虽拥戴王上，但动辄征引中国政治故事，与我国政府之措施及王上之行为相比，加以评定。”从这一个活灵活现的“中国迷”形象，不仅使人想到巴尔扎克的父亲，更使人想起18世纪法国沙龙中的“东方情味”。
4、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年9月9日－1910年11月20日)，19世纪中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思想家，哲学家，代表作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5、马克·吐温对美国基督教士梅子明(WilliamScottAment，1851-1909年)在中国的恶行和丑行的公开揭露，正是这一世纪之交的“祝词”的一个绝好注脚。1900年，中国义和团运动爆发，不久被镇压下去，出现了八国联军扫荡京华的暴行。作为西方文化力东渐的主要代表的传教士们在这一事件中，公然脱去道袍，穿上军装，拿起毛瑟枪，为外国侵略军充当翻译官、向导、情报官、参谋和连队长，实践了美国传教士李佳白的“抢劫是一种高尚的伦理学”的强盗理论。(托尔斯泰是什么国的人)。
6、1910年，这个美丽的灵魂，终于得到解脱，结束了长达八十二年的生命之战。他的大爱，也挣脱了后一根枷锁，永远地照耀着全人类。
7、如果说，18世纪的伏尔泰等文豪在借东方文化之矢，射当时法国社会之“的”，那么19世纪的巴尔扎克就可能是想用东方宗教和君主专制之石，以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之“天”。
8、一年后的一天，国王审阅收支账目，注意到看管那个犯人的费用开支并不小。要派专人看守，还要管犯人的饭，一年就是六百多法郎。糟糕的是，这家伙正年轻力壮，也许还能活上五十年呢。这样一算，问题就严重了，这可不行。国王召见了各位大臣，对他们说："你们总得想个省钱的办法来处置这个流氓才好，现在这个办法太费钱了。"大臣们商量来商量去，后，有一位说："诸位，依愚之见，我们得撤掉那名看守。"另一位大臣反驳："这样一来，这家伙会跑掉的。"第一位说："那就让他跑掉好啦，这该死的！"
9、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1860年－1904年)，俄罗斯短篇小说巨匠，杰出的剧作家，俄罗斯19世纪末期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与法国作家莫泊桑和美国作家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
10、据说，当时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了索菲娅·别尔斯之后，随即立刻同意解禁此书，并且对索菲娅·别尔斯给予了高度评价。
11、另一次通信，是在次年，即1906年3月，20世纪中国文坛一怪杰——辜鸿铭，将其英文作品《尊王篇》和《当今，皇上们，请深思！论俄日战争道义上的原因》两书，通过俄国驻上海总领事勃罗江斯基，转送给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先叫秘书致谢，当年10月间又亲自写了一函，题名为《致一个中国人的信》。该文在20世纪初的中国流传甚广，译文刊在《东方杂志》1911年1月号上。
12、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是什么国的人)。
13、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俄国作家，1828年9月9日生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一个名门贵族。托尔斯泰两岁丧母，九岁丧父，自小成了孤儿。兄弟姐妹五人，在热心人的照料下成长。那些人的祈祷和爱心，在托尔斯泰的心中播下了信仰的种子，让他懂得爱是精神上的快乐，要为他人奉献一切。
14、马克·吐温以《给坐在黑暗中的人》为题，揭露所谓“美国精神”，“把文明之福推广到坐在黑暗中的我们的弟兄们，总的说来，向来都是个很赚钱的好买卖，要是认真地加以经营，还可以再挤点油水呢。”不仅揭露西方的丑恶，而且向东方传达同情之心，兄弟般的期待和预祝。
15、1855年，他在达塞瓦斯托波尔英勇作战。枪林弹雨中，他开始写《青年》。经历了越多的世故，他的博爱之心越发坚定不移。他对那些嘴里大谈仁义道德，却对生活堕落的艺术家极度反感。为了更好地投身文学，1856年，托尔斯泰辞去了军职。他将工作方向再次投向了民众。1860年，他心爱的哥哥尼古拉因肺病去世，对他打击极大，几乎动摇他对善和生活的信仰。然而，在这摸爬滚打的探索时期，婚姻的美满让托尔斯泰再次享受到了多年未有的和平与安宁。
16、在1900年圣诞节前夕，在美国《纽约太阳报》上发布的一条消息中，透露了美国公理会差会部以梅子明为代表的来华传教士的丑行：“他不论走到哪里，都要强迫中国人赔款……他已为每一个被害教徒索取三百两银子，并强迫对所有被损毁的教徒财产给予全部赔偿，他还征收了相当于赔款十三倍的罚金，这笔钱将用来传播福音。”梅子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说：“我断然否认传教士有复仇的念头，否认传教士曾普遍地参加抢劫，或自从被围以来做过不是环境所要求做的任何事情。我要批评美国人，美国人的软手并不比德国人的铁拳好。如果你用软手同中国人打交道，他就会加以利用。”
17、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 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
18、而如果我们将这一规律比照在俄国革命身上，就能很清楚看到当时俄国矛盾而又纠结的一面。
19、法国革命者的革命是失败的，因为他没有给当时的社会带来期望中的安定、繁荣局面，相反，局势比之以往要更加糟糕，而托克维尔写这本书的目的，也正是想要探讨革命和制度之间的关系，所以他说自己的这本书是“大革命的研究”。
20、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说：“我坐在家里，发着高烧，得了严重感冒。第二天读孔子，很难想象，这是多么不同寻常的道德高峰。看到这一学说有时竟达到基督学说的高度，你会感到快慰。”我们要知道，托尔斯泰可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21、幸福的家庭有同样的幸福，而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
22、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年—1936年)，前苏联重要的作家、诗人、评论家、政论家、学者，苏联文学的奠基人。主要作品有《母亲》，“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
23、托尔斯泰生于贵族家庭，1845年入喀山大学，1847 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
24、她是一个贤内助、一个养育了13个孩子的母亲，也是他一生纠缠不清罪人和爱人，托尔斯泰的爱恨，在索菲娅·别尔斯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她是未来新生的希望，又是令人厌恶的过去。
25、也就是这一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出版了《旧制度与大革命》，对于革命和制度问题做了详细的探讨，而他研究的范本，正是法国大革命。
26、以马克·吐温的声望和影响，这样直言不讳、一针见血地点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名，点借传教以营利者的名，实在不是一桩小事。所以当1901年2月出版的《北美评论》上刊出了这篇文章后，梅子明和美国基督教公理会都感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在当时的美国引起了一场争辩。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马克·吐温此文以《给坐在黑暗中的人》为题，这就是说，其主旨不仅在揭露西方的丑恶，而且在向东方传达他的同情之心，这种同情心不仅仅是一种善行，一种怜悯，更是一种兄弟般的期待和预祝。
27、托尔斯泰还说，中国、印度、波斯、土耳其、俄国、日本等东方国民之天职，不独在于获得欧洲文化之精华，更在于表示真正自由的模范于全人类。请注意，他把俄罗斯也列入东方世界，这无疑表明了他对文化区划的观点，当然，也体现了他对自己民族的理想化的期待。在他看来，东方文化对于人民生活的改革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中国，他说过：“自从我知道了有中国人，我就一直是，而且是越来越强烈地被他们所吸引。在形成我们这个地球的生活秩序方面，我对他们有着许多期望。”
28、不过，巴尔扎克和马克·吐温都还没有把自己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看法融入自己的思想和创作体系中去。一般来说，他们还常常是通过具象世界来议论中国的。而把自己的中国观抽象化和理论化的是19世纪文坛上的另一个天王巨星——托尔斯泰(L.N.Tolstoi，1828-1910年)。
29、托尔斯泰出生于莫斯科以南的一个贵族庄园，家庭地位显赫又具书香气质，从他孩提时代开始，父母的爱就播撒在了心间。上大学后，托尔斯泰不屑于和一些纨绔子弟为伍，一头扎进书海，探求人生真谛。
30、当时封禁这本书的，可不止沙皇俄国，远在西边的美国也禁止民众邮购刊载这本小说的报纸，甚至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西奥多 罗斯福看过了列夫托尔斯泰的这本书后，认为托尔斯泰是一位变态人士。
31、托尔斯泰更是一位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推崇者。这正是他不同于巴尔扎克和马克·吐温之处，推崇指具有一定的抽象性、系统性的理论思考。这种情况集中突出的表现，就在托尔斯泰与两个中国文化人的直接通信。托尔斯泰曾声称:“余老矣，生平数与日本人遇，而中国人则未一遇。且亦未因事得与中国人一通声气。余之愿未偿，盖已久也。”可见，能有机会与中国人直接联系，不仅是能够一惬其意的快事，而且是可以一吐胸臆的良机。
32、托尔斯泰也是一位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欣赏者。他曾说过：“我对中国人民的气质和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永远怀着深厚的敬意。”特别是到了晚年，当他认识到自己所处阶级的没落，看到了俄罗斯帝国的颓败，他试图寻找精神得以皈依归宿的文化家园；故而，他特别倾心于中国人民的淳朴思想和中国文化的古雅脱俗。托尔斯泰一再地表达对中国古代圣哲景之仰之的感情。
33、《世界的中国观：近两千年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修订本)》
34、马克·吐温第二步就是进而揭露这种所谓“美国精神”，他写道：“把文明之福推广到坐在黑暗中的我们的弟兄们，总的说来，向来都是个很赚钱的好买卖，要是认真地加以经营，还可以再挤点油水呢。”“文明之福托拉斯，用聪明谨慎的手段来经营，是一个聚宝盆。比起世界上的人所玩弄的任何把戏，这里面有更多的钱、更多的领土、更多的宗主权，以及更多的别种利益。”
35、作者: (俄)列夫·托尔斯泰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原作名: Annakarenina译者: 草婴
36、《世界的中国观：近两千年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修订本)》，忻剑飞/著，商务印书馆，2022年10月版
37、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 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
38、1883年冬季的一天，托尔斯泰得了重感冒，虚弱不堪。这时候，他突然想起朋友送来的孔子的一些书，他还说要认真读一读呢，却一直没来得及看。正巧利用这次闲暇机会，托尔斯泰拖着虚弱的身体读了起来。这一读，令他精神振奋不已。
39、如果爱一个人，那就爱整个的他，实事求是地照他本来的面目去爱他，而不是脱离实际希望他这样那样的⋯⋯
40、他早年醉心于象征派诗歌，1907年出版《抒情集》。在第二部诗集《蓝色河流后面》(1911)之后转向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出版过中篇小说集《伏尔加河左岸》(1911)和长篇小说《跛老爷》(1912)等。
41、不过，谈到巴尔扎克的思想和文化观点，则不能不考虑到他身上这种尖锐的内在矛盾。当巴尔扎克倾心于中国文化之时，除了一个文化巨人对人类的别种文化的真挚感情，除了一个现实主义大师对人类的各种物事的高雅兴味之外，巴尔扎克身上是不是还存在着一种对东方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欣赏态度呢？因为，同样是赞美、欣赏中国文化，时代背景的转换可以使之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42、一方面，传统的俄罗斯是宗法社会，东正教决定了人们思想感情的方式，托尔斯泰也深受东正教的影响，不管他的态度是接受抑或是有所保留。
43、托尔斯泰出生于贵族家庭，1844年入喀山大学，1847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
44、托尔斯泰也是一位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同情者。早在19世纪60年代，年轻的托尔斯泰就坚决地谴责了英法和沙俄对中国的侵略；当19世纪90年代，德皇威廉二世作《黄祸图》，又掀起一阵“黄祸论”时，托尔斯泰立刻起而驳斥，称德皇为“我们时代可笑的人物之一”，所谓“黄祸论”只不过是一种已落后于时代、1800年的“粗鄙的、异端的、爱国主义的观点”。当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时，他又在一系列文章和书信中斥责了这种野蛮地、无人性地瓜分中国的行径。
45、1901年入彼得堡工学院，后中途离校，投身文学创作。在象征主义影响下开始文学创作。
46、在这两封信及其他一些论著中，托尔斯泰表达了如下一些关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观点：
47、但是，托尔斯泰也并没有完全走向欧洲的个人主义的启蒙立场，所以，他对人性的思考常常游离于二者之间，有时像一个教徒，有时像一个人本主义者。
48、每个人都会有缺陷，就像被上帝咬过的苹果，有的人缺陷比较大，正是因为上帝特别喜欢他的芬芳。
49、不久后，两部巨作《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相继问世。罗曼·罗兰称《战争与和平》为“我们时代宏伟的史诗”和“现代的《伊利亚特》”。书中，以俄罗斯历史为背景，再现时代的英雄人民、民族的迁徙和各国的战争。托尔斯泰将内心似火的朝气与时代融为一体，思索着心中之博爱该撒向何方。为此，列宁曾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是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50、身在19世纪的“欧洲中心论”的氛围下，对于中国和中国文化，却仍表现出18世纪思想文化巨人那样的热忱的文化人物并非罕见，在法国就可以举出雨果(VictorHugo，1802-1885年)、巴尔扎克(HonorédeBalzac，1799-1850年)等。但两人颇有不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和艺术上的浪漫主义者雨果，在热爱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尖锐地批评中国文化，把中国文化的弱点比喻为“保存胎儿的酒精瓶”便是极著名的一说；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和艺术上的现实主义者巴尔扎克，却基本上是中国文化的欣赏者，他也研究中国文化，不过那是一种“中国迷”式的研究。
51、1856年，远在西欧的法国，一场变革即将到来。在此之前，法国的变革已经发生了数次，但是越是变革，整个社会却越是动乱，整个法国社会就在民主共和以及帝制之间来回摇摆。
52、他的作品《七颗钻石》《跳水》《穷人》已被收入人教版 小学语文 书。
53、这是俄国高的社会阶级，托尔斯泰就是其中一个。
54、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 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
55、另一方面，欧洲的启蒙精神亦深深影响着俄罗斯，这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俄罗斯传统信仰的根基，启蒙精神对托尔斯泰的影响亦是显著的，这使得托尔斯泰对东正教基本的教义体系产生怀疑，他不会像一般教徒一样思考信仰问题。
56、他在《论孔子的著作》一文中写道：“中国人是世界上古老的民族……中国人是世界上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不想占有别人的东西，他们也不好战……”由此可见，托尔斯泰从对儒学经典的研读中，产生了对中国多么美好的印象！从19世纪八十年代起，托尔斯泰不断从孔子、老子的思想中感悟中国智慧，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慰藉和对人类未来的企盼和憧憬。
57、文章一开头，巴尔扎克就充满热情地说：“我从小就在一位亲人身边，受到过这古国文明的熏陶。”在稍提了一下波尔热的画之后，便展开了对中国广泛、生动、细致的介绍。笔触所至，涉及中国的自然景色、风土人情、政治制度、经济状况，等等；思想所至，触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民俗等多方面的问题。这对于一个从未到过中国，也不通中国文字的人来说，实在难能可贵。当然，其中少不了夹杂一些神秘和传奇色彩，以及主观猜想式的见闻和论断，暴露了作者对中国文化的隔膜(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心理和情感上，巴尔扎克对中国文化的热忱和欣赏则是无可怀疑的。
58、对于巴尔扎克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从中国人的立场看，向来是令人欣赏和受到赞誉的。这不成问题，因为，文化交流总是具有某种联络感情和融通心理的意义，这种意义是超阶级、超民族和超时代的。巴尔扎克的作品在中国发行量远远超过了法国，而这位的大文豪却又如此欣赏中国文化，这两件事实在都可以成为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但是，如果我们从19世纪特定的环境和巴尔扎克本人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来看巴尔扎克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我们就必然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何以巴尔扎克会如此做？
59、Photo@MikeMalling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60、为什么这些对俄国恨之入骨的文艺家，却在他们认为腐朽的俄国身上，开出了繁盛的文艺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