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校王夫之简介
1、在管志道的眼中，吴地士风不古、人道将沦于禽兽，而与“吴俗将无近是，吾甚危之”的沉痛评语相伴随的，是杀运必及的危机感，这是一位积极救世的思想家对于晚明大厦将倾状况的敏感。事实上，范濂和管志道的描述，其实质是商品经济对于郡县制社会形态的破坏：商业造成的人口流动和区域差异、阶级分化频繁等局面，对于郡县制编户齐民的稳定结构以及传统伦理社会造成极大的冲击。
2、(29)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08页。
3、(34)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121页。
4、 今日之士习，其所以异于夷狄也者几希，再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道而沦于禽兽，杀运必及焉。…人情贱道义而贵势力，极矣，兽道也，兽道当戮。…吴俗将无近是，吾甚危之。(26)
5、(24)方孝孺：《逊志斋集》卷十三《童氏族谱序》，第417页。：
6、 孝悌忠信以持其身，诚恪祠祭以奉其祖。明谱牒，叙长幼亲疏之分，以睦其族，累世积德，以求无获罪于天。修此则存，废此则亡，此人之所识也。而为家者，鲜或行之。当其志得意满，田园不患其不多，而购之益力，室庐不患其不完，而拓之益广。至于子孙久远之计，所当虑者，则弃而不省。以为可委之于命，而非人之所为。(24)
7、(26)管志道：《从先维俗议》卷二《崇礼让以挽士风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91-292页。
8、理势合一的历史观。王夫之提出“理势合一”，并在其著作《读通鉴论》对前人所提出的“复古论历史观”、“循环论历史观”等历史形式进行全面的批判和反思。
9、“……令骠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自是之后，大将军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
10、顾炎武曾说：“自三代以下，主之于民，赋敛之而已尔，役使之而已尔。凡所以为厚生正德之事，一切置之不理，而听民之所自为，于是乎教化之权不在上而在下。”(14)三代以下，治教分离，教化之权不在上而在下，这也意味着民间拥有自治的空间。理学家重社会教养之道，正是在自治空间中自觉以道自任、行教化之权的表现。
11、刘宗周把“理”之生成描述为一个动态平衡过程，“理”不是由诸种“过”、“不及”辩证而成的利益权衡之产物，而是通贯天地自然万物的整体性“生气”之条理中的一个环节，在价值等级上具有客观、超越意义。刘宗周用“性”来表述这种客观、超越意义：“生而有此理之谓性”，“生而有”是指本然、自然而言。由此，传统的“心”、“理”、“性”等概念都在“欲”(生气)之论述脉络中得到了新的安顿。
12、(12)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三》，沈善洪、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1页。
13、(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十一《礼乐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7页。
14、起东是刘宗周表字。这篇文字的内容与上文所引刘宗周《按察司副使吴公家庙记》相似，想必亦是刘宗周本人之意。由宗族内部家庙礼仪实践，保存、推广先王之礼于一家、一乡乃至天下。此即刘宗周宗族建设理想中的三代之治图景。
15、(2)朱熹：《中庸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页。
16、衡阳现时的支柱产业，包括有钢铁有色金属冶炼，盐卤化工，装备制造业，汽车及零部件和电子信息等。较为有名的如，特变电工为龙头的装备制造产业，以富士康为龙头的南方大的精密模具产业，以五矿金铜为龙头的铜铅锌精深加工产业，以中核二七二为龙头的军民融合产业，以天雁机械、南岳电控和湖南机油泵为龙头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产业等等。可见衡阳的工业，第二产业发展是强劲的。(开国大校王夫之简介)。
17、(41)王阳明：《寄邹谦之》，吴光、钱明、董平、姚廷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页。
18、回到家乡衡阳潜心治学,在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人称“湘西草堂”,在此撰写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王夫之三十三岁以后就开始“栖伏林谷,随地托迹”,甚至变姓名为徭人以避世,直到他死去。
19、均天下、反专制、爱国理想。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与《宋论》中指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的观点。
20、(4)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上，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21、(11)朱熹：《家礼序》，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七册，第873页。
22、揭示“名”、“辞”、推的辩证性质。王夫之提出“克念”，就是说人能够进行正确的思维。王夫之把概念看作一个过程，既不可执着概念而使之僵化，也不可把概念的运动看作是刹那生灭，迹。
23、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由于礼俗之间的脱节而引发的以礼化俗问题，是宋明时代儒者面对的核心议题之一。朱子《家礼序》称：“三代之际，备矣。然其存于今者，宫庐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节，皆已不宜于世。…(熹)究观古今之籍，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而少加损益于其间，以为一家之书。…于国家所以崇化导民之意，亦或有小补云。”(11)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在其著作《明夷待访录》中也讨论礼与俗的问题，其称：“何谓习俗？吉凶之礼既亡，则以其相沿者为礼。…故治之以本，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12)朱子和黄宗羲对于礼俗分离、以礼化俗议题的关注，是宋明理学一以贯之的思想主题之体现。
24、刘宗周从阳明心学的立场对其家庙礼仪重建活动作出一个总结：
25、重建世家与以礼化俗：晚明士人的三代之治图景
26、吴氏族人的家庙礼仪实践建立了宗老、宗理的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已接近于封建宗法时代作为基层治理单位的世家。赵园先生注意到刘宗周文中说的“历唐宋迄今，州山之墟若建国然”，认为“(吴氏治家)有立法、执法机构，代行官府职权，俨然组织完善的自足的小社会”。(34)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刘宗周高度赞赏吴氏族人的宗族建设实践。刘宗周的思考与其他理学家高度一致，也是通过敬宗收族，在郡县制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宗族共同体，以此达到行之乡村则移风易俗，行之天下则回向三代之治。
27、顺便说一句，汉武帝对李家的态度真是很恶劣，毫无“君使臣以礼”的起码尊重——之后李敢的儿子李禹曾经被汉武帝打算吊着喂老虎。到后来汉武帝又在巫蛊之祸中杀了李禹——因为李禹的妹妹是戾太子的侧室。
28、霍去病突然这么替卫青出头明显是真流氓假仗义——我把你卫青的痛疮(牵连李广自刎)再次揭开，同时你卫青还得“欠”我份人情。而且，更冷酷的是，李敢曾是霍去病的“大校”，给霍去病帮过大忙——元狩四年封狼居胥的战役就是李敢打得头阵，俘获了大单于的权力象征“旗鼓”。
29、这两种解读的共同特点在于：将理学道统论从其所从出的思想脉络中抽离出来，作出片面的单一化处理。事实上，理学道统论思想蕴涵丰富，既包含对于道(中华文明)之发端及其内容的根源理解，也包含对于宋明时代的社会政治难题的总体思考以及解决方案。理学家以道心人心(性命之学)之辨诠释儒家道统，并非将儒学局限于“微观内在”的个体精神与心灵建构，而是对于宏观的社会政治难题的理想解决方案。
30、心物(知行)之辩——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凭借感官心知，进入世界万物声色之中，去探寻知晓事物的规律，这才是认识世界的途径。也就是说，知识是后天获得的，非生而知之也。
31、(44)刘宗周：《明德渊源录跋语》，《刘宗周全集》第四册，第127-128页。
32、(1)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年版。
33、文治:累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束汉始二十年黄老之治，开始以后两千年儒家用世。
34、(10)陈畅：《理学视域中的道统与政教——以朱子《论语集注》为中心的考察》，《现代哲学》2018年第1期。
35、气一元论，王夫之认为气是实体，不是“心外无物”。王夫之还指出，天地间存在着的一切都是具体的实物，一般原理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决不可说具体事物依存于一般原理。王夫之认为“形而上”与“形而下”虽有上下之名，但不意味着上下之间有界限可以分割开来。
36、《新唐书·礼乐志》称：“由三代而上，治出于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而礼乐为虚名。”(5)治出于一是指以礼导民、治教合一；治出于二则是指治教分离，官府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治，轻礼乐教化。陈寅恪案语称：“自汉以来史官所记礼制止用于郊庙朝廷，皆有司之事。”(6)此即刘咸炘所说的礼“不周于人伦、不通乎俗变”，失去了教化、引导民众生活的功能。
37、明初大儒方孝孺称：“井田废而天下无善俗，宗法废而天下无世家。”(20)这是自北宋以来的历代大儒多有论述的观点。如张载曾说：“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21)宋明两代大儒在这一议题上的观点可谓相当一致，两人都将善俗美政与封建宗法联系起来。清末民初学者马其昶曾解释宗法与封建制相表里的关系，其称：
38、(36)刘宗周：《水澄刘氏家谱》卷《刘宗周全集》第五册，第501页。
39、反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王夫之在其《周易外传》、《尚书引义》等书中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提出了批评。
40、盈天地间，皆物也。人其生而灵者也。生气宅于虚，故灵，而心其统也，生生之主也。其常醒而不昧者，思也，心之官也。…生机之自然而不容已者，欲也。欲而纵，过也；甚焉，恶也。而其无过不及者，理也。其理则谓之性，谓之命，谓之天也。(45)
41、(17)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二章《易代之际文化现象论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130页。
42、综上所述，在以礼化俗的历史视野中，理学家回应时代政治难题时涉及到了多层面的思想脉络：礼与俗，情感与欲望的调节(亦即道心人心之虞廷十六字心法)，三代之治，性命之学建构，封建与郡县，宗法与宗族建设等等；这些共同构成了理学道统论的思想世界。学术界以往的研究或者将理学道统论理解为一个虚构的、一线单传式的道之传授谱系，或者将其理解为一种纯粹哲学形上学视野中的儒家心性论思想体系。
43、把宋明理学解读为一种内在化、微观化的心性之学，是当前中国哲学史领域常见的研究范式。然而，余英时对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已指出，理学的出现与宋代士大夫回向三代之治的政治理想密切相关。(1)也就是说，理学还是一种与社会政治及文化塑造密切相关的思想资源。从理学家对儒家道统的认知和定位来看，毫无疑问是余英时的观点更接近其原貌。
44、(42)刘宗周：《阳明传信录》卷《刘宗周全集》第五册，第16页。
45、注意，此时霍去病正在疯狂的掠夺卫青曾经拥有的政治资本，《史记》的记载是：
46、作者简介：陈畅，男，西元1978年出生，广东梅县人。中山大学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后，现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宋元明清哲学。著有《自然与政教——刘宗周慎独哲学研究》《理学道统的思想世界》，编有《儒学与古典学评论》(第三辑)。
47、(3)刘咸炘：《礼废》，《推十书增补全本》，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31页。
48、内容提要：本文以晚明思想家管志道、刘宗周的家礼实践为例，在以礼化俗的历史视野中勾画理学家在回应时代难题时所涉及到的多层面内涵：礼与俗，三代之治，性命之学建构，封建与郡县，宗法与宗族建设等等；这些共同构成了理学道统论的思想世界。由此说明，理学家以十六字心法诠释儒家道统，并非将儒学局限于“微观内在”的个体精神与心灵建构，而是对于宏观的社会政治难题的理想解决方案。
49、毫无疑问，霍去病是一代名将，但也是一个狂野自私的人，这点和他的恩主、岳父汉武帝很像。
50、先介绍一下李家的家庭状况：李陵是李广长子李当户的遗腹子，出生前父亲就已经去世。再此之前一年李广因失意于国舅卫青而被逼自刎于绝域。而李广的长子李当户、次子李椒(代郡太守)也都已经去世。所以说此时李广的幼子李敢就是家里的顶梁柱。李敢为什么会遭到霍去病的毒手?据说是因为李敢认为自己的父亲李广是被大将军卫青给间接逼死的，所以他想为报父仇去刺杀卫青，但是行刺未遂。不过卫青可能觉得自己确实对李广的死有责任，便没有声张这件事。但霍去病不这么认为，所以在甘泉宫打猎时背后放冷箭死了李敢。
51、(31)王夫之：《噩梦》，《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561页。
52、此处所说的宋儒是指朱子。朱子曾说：“大宗法既立不得，亦当立小宗法。”(29)根据《礼记》中的《大传》和《丧服小记》，大宗与小宗的区别是嫡长子与非嫡长子(支子)之别，古代祭礼规定了大宗主祭，小宗不祭的宗法制度。在封建制已经废除的大一统郡县时代，世袭文官在制度上已经不可能出现，大宗在宗族中也难以发挥应有的功能。朱子继承程颐的观点，主张开放小宗支子主祭。(30)这是在郡县制下复兴宗法体系的努力，通过敬宗收族，凝聚族人，教化子孙；久之便能形成理想的世家，同时也能凝聚地方社会。
53、(46)刘宗周：《微臣顶戴明纶恭申对扬之忱以图报称疏》，《刘宗周全集》第三册，第118页。
54、揭示“名”、“辞”、推的辩证性质。王夫之提出“克念”，就是说人能够进行正确的思维。王夫之把概念看作一个过程，既不可执着概念而使之僵化，也不可把概念的运动看作是刹那生灭，迹。
55、陈寅恪案语称：“礼制本与封建阶级相维系，子敦(沈垚)之说是也。”(8)也就是说，礼乐源于封建(贵族)制。从汉代至唐代的中国社会去古未远，尚保留有封建宗法因素，礼制与时代脱节的情况没有后来的宋明时代严重；宋明时代是“士大夫皆出草野”的平民化社会，时人对礼制的理解已经难以“与古相似”了。
56、中国古代礼乐文明是周代封建宗法的产物，自秦代废除封建、推行郡县制以后，古代社会一直面临如何损益以及施行周礼的问题。近代川籍史家刘咸炘对此有“礼废”之说，他认为自汉代以来，“世主不能兴礼，时人不能行礼”，主要表现在“汉以后则不周于人伦，唐以后更不通乎俗变。不周于人伦者，行于朝廷而亡于乡里。不通乎俗变者，王制为俗所不遵，俗传为儒者所不许。以是二者，故虽有礼，如无礼焉。”(3)
57、道器不二与家礼的哲学形式：家庙礼仪中的道统
58、(20)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一《宗仪九首·睦族》，徐光大校点，宁波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59、另外，以南岳衡山为名片的旅游业近年也逢勃发展，让这个地方人气大增，人流带来的就是消费，就是生产值呵。衡山的旅游为什么现在这么火，主要不单是衡山，还有其它好象景点，如祝融峰，南岳大庙，水帘洞，回雁峰，麻姑仙境，蔡伦竹海等风景区。
60、王阳明界定情与礼的关系为：“盖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礼，皆因人情而为之节文，是以行之万世而皆准。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传记之讹阙，则必古今风气习俗之异宜者矣。此虽先王未之有，亦可以义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袭礼也。若徒拘泥于古，不得于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礼之礼，行不著而习不察者矣。”(41)刘宗周《阳明传信录》摘录此段文字并评论称：“一部，皆当如此看。”(42)
61、(33)刘宗周：《按察司副使吴公家庙记》，《刘宗周全集》第四册，第1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