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北大图书馆。第一次遇到张国焘。恭敬地向张国焘介绍自己:“你好，我是湖南人。”却发现张根本就没有理会，只是笑着点点头，和李大钊在同一边聊了起来。被晾在一边，看上去很尴尬。那时候，张确实有骄傲的资本。张国焘，原名张特立，江西萍乡人。他的父亲是高级官员。同时，张家还经营着几家钱庄，家境优越。1916年，张进入北京大学学习，随后以其出色的口才和出色的表现，成为北大炙手可热的学生领袖，前途一片光明。另一方面，，湖南湘潭人，出生于农民家庭。他的父亲一生努力工作，成为一个富有的农民。为了改变命运，四处求学，后考上了湖南第一师范大学。然而，他仍然远离北京大学。毕业后，很难找到工作。他只在北大图书馆做过兼职图书管理员，但平时也做一些整理图书、打扫卫生的杂事。显然，张的个人简历要好得多。在内心深处，他瞧不起。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看不起我这个乡下人。”后来，张以其卓越的个人才能，在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地位一度在之上。但是，张终还是叛变了。根本原因是他的革命思想不够坚定。1976年，去世。远在加拿大的张在得知老对手去世的消息后，斩钉截铁地说了10个字:“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久，张中风偏瘫。三年后的一个冬天，83岁的张冻死在加拿大的一家养老院里，十分凄凉。
2、详述1936年12月十八位中革军委委员的任职以及建国后在1952年的评级1936年12月7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主力会师后，组成统一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张国焘等23人为中革军委委员，以、、、张国焘、、任弼时、七人组成主席团，并以为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23位军委委员中至1952年，除张国焘潜逃加拿大外，尚有18人参加了共和国评级工作，本期将专门介绍这18位1936年12月当选的中革军委委员在1952年的评级。一，18位1936年当选的军委委员在1936年12月的任职：：中革军委主席，中革军委主席团成员：中革军委副主席，中革军委主席团成员：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团成员：红军前敌总指挥兼红一方面军司令员，中革军委主席团成员：红二方面军总指挥，中革军委主席团成员：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长王稼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红军西路军总指挥陈昌浩：红军西路军总政委：红军总参谋长：红军副总参谋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肖克：红31军军长徐海东：红十五军团军团长：红一军团政委郭洪涛：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云逸：红军副总参谋长王维舟：军委四局局长二，18位1936年当选的军委委员在1952年3月的评级：1，参加地方评级（7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评行政一级：中央书记处书记，评行政一级王稼祥：中央外联部部长，评行政三级张云逸：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评行政三级王维舟：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行政四级郭洪涛：铁道部副部长，评行政六级陈昌浩：马列编译局副局长，评行政七级2，参加军队评级（14人，含亦参加地方评级的、、张云逸）：：军委主席，定军委主席副主席级（实际执行行政一级）：军委副主席，定军委主席副主席级（实际执行行政一级）：总司令，军委副主席，定军委主席副主席级：军委副主席，评军委主席副主席级：军委副主席，评军委主席副主席级：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级：西南军区司令员，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级：总参谋长，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级：代总参谋长，华北军区司令员，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级：华东军区司令员，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级：中南军区代司令员，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级张云逸：军委委员，定军委委员级（实际执行行政三级）徐海东：病休无军职享受军委委员待遇，评军委委员级肖克：军委军事训练部部长，评正兵团级。
3、1938年，在一次宴会上，戴笠介绍张国焘：这位是中共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张国焘咬牙切齿地说道：长征途中，我要是再心狠手辣一点，不止第三把交椅。张国焘之所以敢这样说，不是他吹牛。想当年，他确实有这个实力或能力，只不过，他把路走偏了，以至于偏到沦为“敌特”的地步，妥妥的一个叛徒。连毛主席都曾经说过，“张国焘这个人是个实力派，他是相信实力的。”张国焘在我d的早期历史中，长期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一时期，他的地位，一直比毛主席的地位还高。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毛主席和张国焘同在北京大学。张国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还是万众瞩目的学生领袖。而我们的毛主席，只是北大图书馆的一个管理员。与张国焘来往的是李大钊、陈独秀等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而他们从来也没留意过那个小小的图书管理员。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中共一大总共13名代表，张国焘是北京地区的代表之一，毛主席是湖南地区的代表之一。他俩都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会议后决定，有3人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而我们的毛主席，则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一个是中央领导，一个是省委领导。土地革命时期，毛主席先后领导井冈山、闽赣苏区、中央苏区的红军。红一方面军成立后，毛主席间断领导红一方面军。张国焘是鄂豫皖苏区的第一负责人，一直领导红四方面军。红一方面军鼎盛时期，有10万之众。红四方面军鼎盛时期，也只多不少。有人形象地比喻说，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就是两个“山头”，一个是井冈山，一个是大别山。可以说，在革命队伍中，毛、张二人都是当时时代造就的人物。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在四川懋功会师。此时的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只剩2万余人，而红四方面军却发展到了8万余人。正如毛主席所说，“张国焘这个人是个实力派，他是相信实力的。”张国焘一看中央红军人少，顿时野心膨胀了起来。他仗着自己人多枪多，向中央要这要那。毛主席等人出于团结的目的，对张国焘忍让妥协了不少。不过，这些忍让妥协，显然满足不了张国焘的胃口。6月26日，两河口会议，中央决定建立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当时，张国焘也是在会议上举手同意的。可是，张国焘的野心太大，会后，就反悔了。这才有了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北上、南下之争。毛主席、周总理、等人，为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带着红一方面军的主力先行北上。然而，张国焘却带领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一部分，挥师南下。张国焘的理由很有蛊惑性，说是陕甘地方太穷，到那里也吃不饱、穿不暖；南下川南，可以吃饱、穿暖。他甚至提出了一个极具鼓动性的口号，“打到天全泸州吃大米！”殊不知，四川军阀刘湘岂能由着他的性子。张国焘南下，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打了很多的胜仗的。但是百丈关一役，让红四方面军损兵折将，人数由8万多人，一下子锐减到4万余人。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毛主席的英明之处，毛主席主张北上的先见之明。后来，在多方的努力下，张国焘不得不带着红四方面军北上了。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终于胜利大会师。1937年3月，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为了教育和挽救他，中央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4月初，张国焘借着祭拜黄帝陵的机会，坐上特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的汽车，跑了。在西安，边区政府主席没有劝动他回心转意。在武汉，周总理和博古，也没有劝动张国焘。张国焘是铁了心要投靠国民d了。张国焘到了南京之后，就加入了国民d的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从事反共特务活动。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是尊敬这位曾经的中共元老的。在一次宴会上，戴笠向在座的国民d高官，隆重地介绍：“这位就是张国焘张先生，在中共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张国焘却对戴笠的吹捧，颇为不屑。他咬牙切齿地说道：“长征途中，我要是再心狠手辣一点，不止第三把交椅。”张国焘后的下场，是颇为凄惨的。1979年，在一个寒冬之夜，张国焘冻死于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养老院。纵观张国焘的一生，可谓是跌宕起伏，先是高高在上，接着沦为叛徒走狗，后孤零零地冻死于异国他乡。实在是令人唏嘘。他后半生的悲剧，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是他太过妄自尊大的结果。叛徒永远没有好下场，无论他以前有多么风光。#头条创造挑战赛#
4、当看完了加拿大的张国焘墓地后，再去看看俄罗斯的王明墓地，这差距就一目了然了。张国焘于82岁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士嘉堡的老人病院去世，家中竟连为其买墓地下葬的钱都没有。后还是杨子烈出面，找到了蒋经国。蒋经国在苏联时与张国焘有旧情，所以蒋经国便汇了3500美元给杨子烈，这才在士嘉堡南部的一家公墓——松山园，为张国焘买下了一块墓地。松山公园建于1928年，位于多伦多东南部士嘉堡区。墓地整体呈正方形，占地约0.7平方公里。这是一块闹中取静的风水宝地，也是加拿大军方的御用墓园。在这里安葬了约6000名加拿大籍、非加拿大籍的士兵，其中不少是牺牲于二战时期。或许是因为害怕有人来寻找张国焘的墓地，杨子烈在张国焘下葬时并没有用张国焘的真名进行登记。在墓地管理处查询，张国焘墓登记用名为KAIYIN CHANG，葬于1979年，死亡月份日期不详。按照墓园的相关规定，用张国焘的名字是不能正确地查询到墓地方位的。密密麻麻的墓碑群里，想要逐个墓碑地寻找张国焘之墓，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不过，尽管登记的名字为KAIYIN CHANG，但是张国焘的墓碑上还是如实的写下了他的名字。张国焘的英文名字翻译后为KUO TAO CHANG，在英文名字下面写着“张公国焘”四个大字。1994年，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逝世后与张国焘合葬在一处，因此在“张公国焘”四个大字下面还写着“张杨子烈”四个大字。张国焘的墓碑所采用的是当地为常见的普通的灰色石料。墓碑高约95厘米，宽57厘米，厚20.5厘米。与两侧的墓碑之间的距离是95厘米。足见这块墓地并不豪华，甚至可以说是很小了。墓碑的左右两边是两棵景观用的小型松树，碑的正面面向东南。张国焘的墓碑上并没有刻得有墓志铭来介绍墓主生平，在墓碑的后面则是写着一对白人夫妇的碑文。，姓名为布莱克夫妇。据说在加拿大一些比较贫困的人，死后都有与他人共用一块墓碑正反两面的做法，也无从考证真假。但是墓碑的背面确实不是张国焘夫妇的名字。这样一块“一碑两墓”的墓碑，实在是太过于寒酸了一些。而与张国焘同样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王明，在莫斯科的墓地却是要豪华太多。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王明便主动提出了去苏联治病的要求。当时的王明心脏与胃肠都有病，中共中央批准了王明的请求后，准许王明前往莫斯科。王明赴莫斯科调节休养三年多。病情好转后，于1953年12月9日回到北京，继续在中央任职。1955年王明再次因为肝炎、胆囊炎和心脏病发作向中央提出了去往苏联治病的要求。经中共中央研究后决定让其再次赴苏调节。1956年，王明携孟庆树和两个儿子，以及北京医院保健护士朱琛燕、警卫员李景才、保姆陈启珍一行，由北京乘飞机去莫斯科。王明是以中共中央委员的身份去苏联治病的，中央还专门为其拨付了一笔费用。中央在王明不在国内的情况下，仍选举他为八届中央委员，希望其病愈之后能够为d的事业做些贡献。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其莫斯科郊区的寓所去世，死后被安葬在莫斯科著名的新圣母公墓。相比较于张国焘在加拿大墓地的窘迫潦倒，王明的墓地就要大气很多。不仅墓园内绿草茵茵，干净整洁，王明的墓也是修得很漂亮的。王明的墓碑是由红色的花岗岩制成，上面刻有王明的半身雕像。王明的妻女的墓地就在王明墓的正对面，墓地虽然不像王明墓碑上的那种半身雕像，但也是十分大气的。在红色的四边形墓碑上镶嵌着墓主人的照片。参考文献：《张国焘传》红旗出版社；《王明传》2009年中共d史出版社出版，作者：是戴茂林作者：微尘编辑：盛弘
5、张国焘叛逃之后，蒋介石刚开始只任命张国焘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后来决定把张国焘交给戴笠去运用。因此，蒋介石第二次接见张国焘时，用很有礼貌的口吻，指着站在他身边的戴笠说:“我想请张先生去给他帮帮忙。”张国焘呆了一会儿才恢复正常。这的确太出他意料之外了，居然安排他到军统局去当特务，又不是当局长、副局长，而是去“帮忙”。那有多大出息呢？张国焘怔了半天，才连连表示服从分配。戴笠一开始都没有敢向蒋介石去要这位“大人物”，听说CC头子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很想要张国焘去“帮忙”；军委会政治部则认为更需要这样的人；胡宗南、康泽等人也纷纷向蒋介石请求要张国焘，蒋介石都没有答应。想要而不敢开口的戴笠，一天前有人向他透出消息，说蒋介石可能把张国焘交给他，这使他高兴得几乎连觉也睡不着。戴笠平日就爱请客，客人各种各样的都有，除国民d中几个元老不大爱理他之外，宋子文当了行政院院长也是他座上常客。文官中一些部长、省主席，武官中除冯玉祥、薛岳、陈诚等少数人外，一些战区司令长官、副司令长官、总司令等到重庆见蒋介石述职时，戴也会邀请他们去家里作客。戴笠自得了张国焘这样一个部下之后，请客的次数更多了。为了炫耀自己，在他请客而邀请张国焘去参加时，往往先用电话告诉客人:“明天你来吃饭时，陪客的是共产d里面坐过第三把交椅的风云人物。”他给客人介绍张的时候，也是用这种骄傲的口吻。有一次，宴会完毕后，沈醉和张国焘同车回去。两人在车上闲谈时，张国焘对戴笠说他过去是d内第三号人物表示不同意，竟大言不惭地说：“在长征途上，要是我心狠手辣一点，我就不是第三、第二了。”当然，他在戴向别人介绍的时候，是不好意思说这些话的。张国焘刚到军统局，担任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按编制是少将。当时在军统中，只有戴笠和郑介民是中将级，其他处长、主任，连毛人凤都是少将。张国焘在军委会是中将委员，去军委会开会时，便穿上军服，挂上中将领章。但到军统局工作，特别是去见戴笠时，他就不挂中将衔了，大都是穿便服。有一次，张国焘刚从军委会回去，戴笠约了几个处长去吃饭，也邀了他。在坐的都是挂少将领章，只有张一个人挂中将，他便感到有点尴尬。因为别人虽只挂少将，但权力比他都大，他只是限于研究范围，所以别人在谈一些日常工作时，他一言不发。1943年以后，戴笠对张国焘的用处也看透了，有时几个月都不见他，见了也是敷衍一下，初来时那股亲热样子没了。于是，沈醉也看戴笠的脸色行事，对张国焘爱理不理了。军统对张国焘生活上的许多特殊照顾，逐渐降低或取消。过去，他有一辆专用的小轿车，沈醉以汽油进口越来越困难为理由，改专车为用车随叫随到。有一次，军统从国外弄来了几辆新小汽车。汽车大队长、中队长等正在向沈醉介绍这几辆新车各自的优点时，一个值班员跑过来向中队长报告说张国焘来电话要车。沈醉便说：“派一辆三轮摩托车给他，就说今天小汽车都有事出去了!”几个队长都笑了起来，知道沈是在整张国焘，就真的派了一辆三轮摩托车去了。不久，张国焘被雨淋得周身湿透，坐在三轮摩托车边上来到汽车队。他一跳下车，就气呼呼地直奔办公室，指着那个中队长大声斥责，并一再质问:“有这么多小车为什么不派！而派一辆破车给我?”沈醉立即跟着走了进去，看到中队长正一个劲向张赔礼解释，张还在发火。沈醉便歪着头，用一种瞧不起的神态，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句：“不要怪他嘛！是我叫他派的嘛！”平日见面，沈醉表面上开口一个张先生，闭口一个张主任，今天居然用这种蔑视的口吻，张国焘就把一肚子怨气冲沈发了出来，转过用手一指外边放的几辆新车质问我:“你管汽车，自己就用这样的好车。我有公事出去，你却故意叫人派一辆这样的破车给我，你说得过去吗?”沈醉用力在桌子上一拍，大声说:“张主席!请收起你的那一套吧，这里不是延安!要识相一点!”张国焘立刻羞愧得满脸通红，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汽车大队几个负责人便连劝带推的把张拉出去，让他坐上一辆新车走了。这件事很快传到戴笠那里，第二天一早，戴笠就把沈醉叫去，大骂道：“太没有政治头脑！”戴笠之所以如此，是不能让外面知道军统对张国焘不好，这会让一些想来投奔军统的人寒心。为了挽回张国焘的面子，戴笠便请张吃晚饭，并且叫沈醉一定要向张认错赔个不是。饭桌上，沈醉在向张敬酒时，表示自己说话太粗鲁，没有礼貌，请他原谅。张也假装笑脸，故意表示满不在乎地说：“那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并说这种小事我过了就忘了！”戴笠也当着张国焘的面，骂沈醉太年轻不懂事，天天骂也骂不好。还说沈醉十几岁就跟着他，没有好好读过书，所以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请张不要计较。张国焘也只好言不由衷地夸了沈醉几句。戴笠还一再当张的面咛嘱沈：“张先生以后需要什么，你都得照办，不准你自作主张。”沈醉虽满口答应，心里却是有数，这只是敷衍面子而已。#张国焘简介#
6、1937年，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毛主席和四方面军张国焘合影，这或许是二人后的公开合影。他们穿着同款衣服，面对镜头昂首挺胸、自信满满。主席两手叉腰，尽显王者之气，张国焘背着手，面带微笑，好像在思索什么。张国焘毕业于北京大学。和主席有很多相似点，都是极具性格，极有主见的，富有领导气质的人物。遗憾的是，在这张照片拍完后的1938年。他便借口祭扫黄帝陵墓的机会叛逃，而且再也没有回头。这时距离革命胜利还有11年。#张国焘简介#
7、1953年，张国焘托人带信给中央表示想回来。d中央转告：要回来可以，但必须公开承认错误，并向中央交代叛变投敌的一切行为。张国焘不接受。不过在周总理安排下，他的二儿子很快回到广州读书。从延安叛逃投奔国民d后，张国焘的日子并不好过，无论是在军统，还是后来去江西救济署，张国焘这个“叛徒”都处处遭到排挤和歧视，张国焘日益潦倒，对国民d深感失望。1949年初，张国焘移居香港，他跟友人一道创办杂志。可是当时香港也是人心惶惶，物价高涨，居民生活很难，没有人顾得上理会张国焘那些东西。朝鲜战争期间香港金价上涨，张国焘以全部家产5000美元投入市场做黄金生意，不料行情暴跌，张国焘没赚到一分钱，反而贴进老本，真是一贫如洗。张国焘资产不多，在香港难以维持生活。眼看中国大陆在共产d领导下蒸蒸日上，形势一片光明，他又萌发了回内地定居的念头。于是，他托人给中共中央带去一封信，希望能够回到大陆。代表中央向给张国焘带话的人表示，只要他做到“回头是岸”，中央可以“既往不咎”，但是张国焘必须要交代从1938年叛逃后的一切反d反革命行为。这一点，张国焘感到无法接受，他想要的是“一切归零”，所以回归一事就没有了下文。不过，由于张国焘的经济状况很差，他还是提出希望可以让他的二儿子张楚湘回来上学。在总理的直接关照下，他的二儿子张楚湘在广州中山医学院学习五年，毕业后回港行医，有了稳定收入。张国焘多少感到了d的政策的宽大，逐渐与国民d疏远。50年代，台湾和海外研究中国现代史和中共d史的人多次来找张国焘，有些是出于反共目的搞情报的。张国焘表现谨慎，拒绝与他们直接接触。1961年，他接受美国堪萨斯大学的邀请，开始撰写《我的回忆》。历时四年，写完了这部长达百万字的回忆录。由于他的立场没有改变，对中央批判他的错误仍是耿耿于怀，死不认账，一些语言更是过激，以发泄他内心的不满和仇恨。但是这本书中也确实叙述了d的初期和与共产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往事，有一定的研究参考价值。这部回忆录1965年在香港《明报》杂志连载，又出版了单行本，引起海外关注。张国焘在撰写期间，每月由堪萨斯大学付给2000港币生活费，出书后又得到一笔稿费。他的夫人杨子烈也写了一本回忆录《往事如烟》，二人的稿费和版税收入，为他们提供了生活。1966年开始，中国大陆开始发动“文革”，香港也慢慢受到波及。张国焘惶恐不安，几次请求香港警方提供保护。但是张国焘在港英当局眼里不过是平民百姓，不可能为他站岗。张国焘感觉难保安全，便于1968年移民加拿大。1977年张国焘身患中风，半身不遂。他的夫人杨子烈因跌坏盆骨，也行动不便。在加拿大的两个儿子、儿媳都有职业，不能照顾他们。于是张国焘申请住进多伦多市的免费老人病院。这个老人病院老人多而医生护士少，除了供给一日三餐和隔日洗澡，平时老人招呼多不理会。1979年12月初，当地天气严寒，而病院内暖气时常中断，终日躺在病床上的张国焘，有时转身被子掉落地上，自己无法拾起，叫人也无人来助，只能咬紧牙关忍受寒冷。1979年12月3日5时起，他突然大呕大吐两小时，就此昏迷不省人事。待医生来诊断，已经气绝身亡。当夫人杨子烈及子女闻讯赶来，一家人痛哭愤恨，杨子烈说：“我们作共产d二十年，反共四十年，一生未享到半点幸福，天道真不平呀！”天道真不平吗？其实，d对张国焘可谓是宽大，可张国焘自绝于d，才后走上了这条不归路。张国焘一家觉得“老天不公平”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对为革命出生入死却惨遭张国焘杀害的周维炯、许继慎、戴克敏、曾中生、旷继勋等革命先烈来说，如果张国焘寿终正寝，那才是真正的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