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的核心观点
1、孔子，主张“仁爱”，是有等级的爱，主张克己复礼，希望能回到西周的礼乐制度，有教无类，主张勤学而好问。孟子，继承并扩充孔子的言论。
2、重刑是法家思想中的核心部分，而这点也是法家代表人物所宣扬的，无论商鞅还是韩非，他们都一致主张需要重刑。
3、 儒家的伦理政治话语强调以孝治国，认为家庭伦理可以延伸到公共领域，因此君臣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类似于父子关系的人身依附关系。韩非子则明确认为，用这种家庭伦理的纽带来维系君臣之间、上下之间的关系，是靠不住的，没有血缘关系的主人和雇工，却因为基于利益的雇佣关系联系在一起，反而能各尽其责，出钱出力，各得其所。 (法家思想的核心观点)。
4、了法家的起源问题，对于其它流派的起源自然也有了大概的认识，我们就以法家起源来做具体说明。
5、申不害的术治派注重执政者必须以帝王之道来控制手底下以达到夯实自身性的效果，“术”就是指操纵观查人际交往，及察颜观色，操纵实际操作上下级关系的手法，手腕子，也即是人主控制臣下的诡计，是那些声色犬马不漏而鉴别正邪，惩处变幻莫测而切合事实的妙算。
6、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人。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他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当未被当时战火连连的大小国所接受。因此他周游列国，招收弟子，形成了儒家学派。 孔子的学术思想以“仁”和“礼”为核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的思想观点被后来的封建统治阶级所采纳，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7、荀子曰：圣者，尽伦者也；王者，尽制者也。此言极是。伦者，教之以礼也。制者，治之以法也。礼法俱备，圣王之伟业也！
8、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
9、法家，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韩非更是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法家思想的核心观点)。
10、道家是中国先秦时期的一个思想派别。代表人物有伏羲、女娲、神农、黄帝、伊尹、许由、巢父、老子、列子、庄子、慎到、杨朱、王诩等。道家以道、无、自然、天性为核心理念。
11、战国后期，混乱已久，统一是趋势。在这种情况，谁的力量强大，谁就有机会成就霸业。
12、一本薄薄的《商君书》书，不到三万字。居然把统治者，统治手段的细枝末节，阐述得头头是道，深刻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商君书》既讲道理又讲办法，真的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哪怕你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只要听一遍，你就可以很深刻地理解，所谓的“驭民之术”了。《商君书》可谓是集法家之丑陋和阴损之大成，读后令人不寒而栗。
13、寡欲是养心第壹法；勿言无益身心之语；勿为无益身心之事；
14、可能讲的不是很全面，也不能一定客观，也是我一家之言，不知道是否对诸位看官的口味，也欢迎大家留言补充，全当是一次思想的碰撞，观点的交流，小编感激不尽！
15、 韩非早师从儒家学术大师荀子，当时荀子已经年届半百，名满天下，荀子在楚国的兰陵开班讲学，四方学子慕名而去，韩非也加入到求学者的行列。在求学期间，韩非结识了一名与其日后有着重要关联的同学，李斯。虽师从儒家，但李斯和韩非后都成了法家的代表人物。荀子有着自己一套严密的理论，而其中著名的就是与同门的孟子“性善论”相对的“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只限于食色，喜欲，好恶的情绪欲望。因此需要提升道德加以约束。
16、荀子(前313-前238)，名况，子卿，战国赵国人。 荀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唯物论者。 在伦理道德观念上，他的思想观点与孟子的“仁”不同，荀子更加注重“礼”的作用。主张“性恶论”。 在政治思想上主张“礼治”与“法制”相结合，礼敬君子，法治小人。
17、不过冯天瑜在《中华元典精神》一书中指出：诸子起于王官与诸子起于救时之弊二说并不互相排斥，而是可以并存的，前者讲的是诸子产生的纵向历史渊源，后者讲的是诸子产生的横向环境条件。
18、“揣”即揣度,指的是忖度人情、事理,权衡事物的利弊、得失,从中发现隐藏的真相。鬼谷子认为,要施大政于天下,必须善于“量天下之权,而描诸
19、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诚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为虏矣。——《史记·秦始皇本纪》
20、史学界，一直都有着“儒表法里”的说法，意思就是，中国这些封建王朝的历代统治者，往往是用儒家学说作为幌子，给自己拉虎皮，扯大旗；但是，真正指导他们对国家进行统治的，就是商君书，韩非子；法家思想。
21、那么法家究竟怎么是如何兴起的呢，其实包含法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在起源上是有共通性的，当我们清楚
22、三是一：“一”是专专心致志的学习，“学之道，贵以专”。
23、统治阶级在治理国家时喜爱讲儒家思想的“民贵君轻”，以达到麻醉剂老百姓的功效，但不遗余力维护保养他的执政和利益的前提下，更爱法治，因而，事实上阶级社会的统治阶级总是以法律法规来维护他的权益。
24、慧能(638-713)，本姓卢。 禅宗的创始人。 慧能虽不识字，但悟性极高，针对神秀的偈语，指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若尘埃。主张“见性成佛”，提出了“顿悟”的修行方式。
25、作为诸子百家中的法家是出现晚的，可以说是应乱世而生，但很快成为了君主治国的主流思想，而各个诸侯国争先恐后的变法也正是以法家思想为核心的，终秦国在法家思想的武装下所向披靡，横扫六国，建立起秦朝，但却只是昙花一现，究其原因是由于暴政，那么这和法家思想有关吗？我们接着论述。
26、秦朝建立以后，李斯升任丞相。他继续辅佐秦始皇，在巩固秦朝政权，维护国家统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建议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又提出了统一文字的建议，之后又在统一法律、货币、度量衡和车轨等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这些措施，都是以法家的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为指导的。
27、周敦颐(1017-1073)，子茂叔，北宋人。 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创始人，其思想被后代的程颐所发扬。 在道德修养上，提出了“主静”的主张。在学术思想上，“援道入儒”，发挥了《中庸》的天人合一思想。
28、《朱子语类》开头就说：“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又说:“人人心中有一太极。”“盖此物之极，当在此物之中，非指‘极’而训之‘中’也。”可知 太极就是万物之理，“总万物之理而谓之太极”，太极就是至中，“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和“君子守中”其实是一个意思，万物之理存乎一心，所以“心是谓中”。
29、韬略犹如双刃古剑。轻用其芒，动即有伤，是为凶器；深若藏拙，临机取决，是为利器。
30、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其实就是基于人类的一定的思维感官之上而作出的认知理解和判断或选择，也是认定的事物，辨别是非的一种思维或取向，从而体现人、事、物的价值和作用。所以如果你想知道发家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那一定要看一看法家的思想，这样才能从中找出真正的关键词。
31、做人要善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2、对于一个思想发展不成熟，容易走歪路得高中生来说，学习好科学的哲学无疑是给思想来一次大矫正。对我们以后的人生发展，无疑是有益而有必要的。所以，上大学之后，我还会继续选修哲学的。
33、李悝所编《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法典。战国末期，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
34、政治因素。当时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林立纷争。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起来。这便给百家争鸣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
35、道家认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儒家讲“非礼法权天”，意思是是非不胜礼教，礼教不胜法治，法治不胜权门，权门不胜天道。
36、权谋天然地不受一切仁义道德、公平正义的约束；它甚至没有任何原则可言，唯壹的原则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权谋的合理性取决于权谋的结果，即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是也。
37、商鞅推行新法后，在秦孝公的权力支持下，全国严格执行新法，使得苟延残喘的秦国迅速发展成了一个战斗力极其强悍的强国。秦孝公去世后，商鞅后来也被秦惠文王车裂，但新法已经跟秦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且已深入民心，所以新法并没有被废除，此后秦国几代都严格执行“依法治国”的国策，使得秦国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迅速荡灭六国，一统天下。
38、法布于众，法律是君主治理国家的依据，那么法律就应当以成文的形式出现，并做到公布于众，并争取做到“家喻户晓”。
39、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其实也是反对重赋的，正如《韩非子·八奸》中记载，韩非认为：“为人臣者尽民力以美宫室台池，重赋敛以饰子女狗马”，这种对民众征收重赋来满足统治者的私欲，对君主来说是一种灾殃，并不是君主治国可取的。
40、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无为而治”。
41、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因而法家将“好利恶害”的人性与国家富强结合起来，用赏赐、刑罚诱使、驱使人们“耕”“战”“告奸”，凡是生产粮食多的、杀敌有功的、揭发违法犯罪的，都可以得到官爵、田宅。任何人不论出身如何，只要努力按照国家的法令去做，就可以得到富贵荣华，而国家也能富强起来。
42、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43、一般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和子产为法家思想先驱。前期和中期法家有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
44、韩非子的“术”的思想在我国传统的治军中也有所运用。当然，我们这里要认识到，韩非子所谓的“术”指的是国君控制群臣的手段，运用到传统的治军当中则是将帅控制士卒的策略，归根到底是一种权术，不同于军事战略中所运用的战术。因此，虽然我国古代关于军事战略战术的论著也很多，但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
45、我们应该看到，站在历史转折节点上的韩非子，他的法家思想在当时是发挥过积极意义的，但是他的思想体系弱点也很明显，这也是导致完全采纳韩非子法家思想的秦王朝迅速灭亡，而后来的历代统治者很少公开直接推崇法家思想的原因。我们还应该看到，韩非子的法家思想绝不同于现代的法治思想，虽然韩非子提出“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主张，看似与现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有相似之处，但是韩非子这里的“平等”充其量是“大臣”和“匹夫”之间的平等，国君或者是后来的帝王却依然高高在上，“法不阿贵”的“贵”也不包括国君或者帝王本人，因此我国传统的“法治”概念多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而不是“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里当然有韩非子本人的时代局限性，并且韩非子本人也认同：“法与时转则治，与世有功”，我们今天距离韩非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两千多年，当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去照搬照抄韩非子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今天我军的性质和任务绝不等同于封建时期的军队，我们今天依法治军是依照法律管理军队，积极推动军队法治建设，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本分，其中加强法治才是根本目标，不等同于封建时代治国、治军理念中将“法”仅仅作为维护统治者权势的手段。我们今天研究韩非子的思想以及在传统治军理念中的影响，意义在于以史为鉴，发挥其中一些积极因素，为我所用，对于其中的糟粕应该加以剔除，譬如我们今天的军队管理是建立在“官兵一致”、“官兵平等”的基础上的，上下级之间应该互相尊重、诚信相待，绝不可以玩弄权谋之术；又如在我们今天的军队管理中，对于干部战士遇到现实中的困难，管理者应该及时给与适当的关心和帮助，而不宜以“赏不加于无功”为由而不予理会。(来自“柳依雪”)
46、延伸阅读：齐全的诸子百家之道，流芳百世！
47、权”者,是度量权衡的意思,这是游说活动的根本方法之一。号称横之祖”的鬼谷子,对于“权”术有着独到的见解。在本篇中,他全面阐释了权”术的原则和方法。鬼谷子认为,对游说对象的度量乃是游说之本。
48、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提出了富国强兵、以法治国。法是通过具体的刑名赏罚来实现的。其范围涉及法律、经济、行政、组织、管理的社会科学。
49、(1)罗维明,钟丽红.韩非子教育思想探析(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2):69-
50、李斯(？－公元前208年)，战国末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芦岗乡李斯楼村)人。秦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
51、捭阖”是《鬼谷子》的第一篇。捭阖本是就开关门户而言:捭指开启,阖指闭藏,两者是对门户施加的一组相互对立的动作。在鬼谷子的思想体系中,“捭阖”是一对极为重要的哲学概念,既是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也是纵横家进行游说活动的根本方法。
52、道家，乃至儒家、法家，本质上其思想都来源于《周易》。道家的核心思想就是“太极”，儒家则“中庸”，法家纯为术无关于道，但术亦是道之用。
53、 法要“布之于众”。既然法律是君主治理国家的依据，是人民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那么法律就应当以成文的形式出现，并做到公布于众，并争取做到“家喻户晓”。法之所以公布，其目的有二：一是“使万民知所避就”，能以法律自戒，二是为了监督官吏公开断案，防止罪犯法外求情。
54、韩非子主张“以法为本”来治国法治的对象是广大臣民，除国君外不论是谁，都要受到法律的束缚。“法不阿贵”的思想在战国大变革时期对打击奴隶主贵族特权有重大意义。
55、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
56、战国末期的韩非，总结先人的经验，把“法”、“术”、“势”学说的集成一体，系统性的创造出了法家学说。韩非死后，秦始皇嬴政重用他的思想，使得秦国更加强盛，从而灭六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
57、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
58、“反应”阐释了一种回环反复的思考方法。这种方法能使人更接近事物的客体,获得真知灼见。此法的关键,在于掌握“反”的诀窍。反观历史,才能更好地了解今天;反观自己,才能更好地了解他人。运用“反”的方法,前提是自己要“静”,要冷静地观察和分析对方。
59、据《汉书●文艺志》记载，先秦时期的学术派别有据可查的有189家，4324篇著作；而据后来的《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当然，真正流传广泛、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学派一般公认的只有十家，即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其中，对于当时政治格局影响大要数法家、道家、墨家、儒家和纵横家。道家以老子、庄子为代表人物，主张“道法自然”，提倡“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儒家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人物，重视伦理道德，强调忠恕、中庸、德治、仁政等；墨家的创始人是墨翟，是当时内部纪律严密的学术团体，历代首领称“巨子”，成员在各国做官都必须推行墨家思想，所得俸禄也必须缴纳给团体，墨家思想主张“兼爱”、“尚同”、“非攻”、“尚贤”等，并认为应该顺从“天志”。上述三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大多是思想家，本人很少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即便是墨家也只是通过结社来间接实施政治影响。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诸子百家”中积极“入世”的流派--纵横家。纵横即合纵连横，纵横家产生于战国时期，大多数是鬼谷子的学生，以知大局、善揣摩、通辩辞而著称，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第谋划多从现实的政治需求出发，其中合纵派代表人物有公孙衍、苏秦，连横派代表人物有张仪，他们都是显赫一时，佩一国甚至多国相印。纵横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并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却没有像道、儒、墨三家那样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
60、政治思想——“仁政”(核心)、“民贵君轻”。
61、韩非子论著的核心政治思想就在于法、术、势的结合，而这一点则是源于吸收了法家各位前辈的不同思想。韩非子之前的法家，虽然没有像儒、墨两家那样出现明显的派系分别，不同的代表人物却也有着重视法、术、势的区分。商鞅重视“法”，主张“壹赏”、“壹刑”，“壹教”，崇尚依法度，废私仪；申不害则重视“术”，认为“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主张国君应该掌握“循名责实”的监督、任用、考核臣下方法，并且通过“术”来加以应用；慎到“由道而法”，由“学黄老道德之术”的“无为而治”，进而认为“治国无其法则乱”、“为人君者不多听”，重视“法治”、“君权”的“势”的作用。到了韩非子这里，对应道家“无为而治”的“势”，为了克制孙氏之儒所认为“人性恶”而指定的“法”，将名家的“名实”理论付之于实践的“术”，被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韩非子认为，单凭商鞅之“法”，则“法不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终法治难以推行；单凭申不害之“术”，则“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会导致法治的混乱；单凭慎到之“势”，则“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会导致“应慎子者”“便治而利乱”，无法解决单纯“势治”的矛盾，因此需要通过“法”达到“抱法处势则治”，弥补“势”的不足。因此，韩非子认为，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势”即国君的“权势”是核心，而“法”和“术”则是维护这个核心的两种不可缺少的手腕。他指出，国君应该依赖权势“君持柄以处世，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治也；势者，胜众之资也”，“凡明主之治国，任其势”(《韩非子●八经》)；同时要重视“法”的地位，严法治，明赏罚，“以法为本”(《韩非子●饰邪》)，“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赏不加于无功，罚不加于无罪”《韩非子●难一》，“有过不罪，无功受赏，虽亡不亦可乎”(《韩非子●内储说上》)；还要注重“术”的运用，“术者，因任而设官，循名而责时，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韩非子●定法》)，“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难三》)。
62、韩非出身儒家，但他的思想体系却是法家。他多次上书韩废王用法家思想治国，却没有受到韩废王重视。
63、撇开韩非子“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群臣皆有阳虎之心”等认为人性极端自私的偏激观点，以及“遗诏诡使”、“心藏不露”等帝王权谋之术不谈，单就“术”的层面“循名责实”、“明说以诱避过”、“明察照群臣”等积极思想，对与我国传统的治军理念和治军实践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我国历代军事家善于运用“术”来驾驭下属的著述和事例很多，这里仅以戚继光治军为例。戚继光是明代著名军事家、抗倭将领，他在著作《纪效新书》中写道：“割取亡兵的死头，杀被掳的男子，污被掳的妇人，甚至妄杀平民假充贼级，天理不容，王法不宥者，有犯，决以军法从事抵命。此谆谆真正化诲，你若不听，军法无情，慎之慎之。”对于当时割取无辜百姓人头冒领战功的恶行，戚继光不仅“循名责实”，并且明察秋毫，还通过晓之以情，喻之以理，“明说以诱避过”，正当地使用“术”，在制止士卒犯罪，整治军队纪律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64、涉及社会改革、法学、经济学、金融、货币、国际贸易、行政管理、组织理论及运筹学等。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制定各项政策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
65、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尽管仍可归结为天人关系问题，但在形式上，它已经摆脱了两汉经学章句笺注的繁琐破碎；在内容上，则抛弃了经学思潮的“天人感应”的粗俗的目的论之论证。玄学家在多方面论证了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二者是一致的，他们一改汉代“儒道互黜”的思想格局，主张“儒道兼综”，孔子依然是高的“圣人”。玄学所提出的或着重关注的有无、本末、体用、言意、一多、动静、自然与名教等一系列具有思辨性质的概念范畴，都是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所不具备或不重视的，玄学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玄学一开始是从古文经学内部产生的。先是出现了脱出郑玄之学而更尚简要、重义理的刘表、宋衷的“荆州之学”，稍后又崛起专与“郑学”立异的王肃“王学”，后来才转向何晏、王弼的玄学。玄学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玄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那是在曹魏的正始年间(240~248)，史称“正始之音”。当时出现了何晏、王弼的“贵无论”。何晏作《论语集解》、《道德论》，王弼注《老子》、《周易》，他们“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认为“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故恒言其不足”(《三国志·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意即孔子高于老子，孔子口说“名教”，实是“体无”，老子是处于“有”而论“无”。第二阶段：正始之后，随着司马氏集团夺取政权，各士族集团内部的斗争日趋激化，玄学思潮内部也出现了“贵无”与“崇有”、“任自然”与“重名教”等各种争论。出现了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名教不合自然”的“异端”倾向，他们与司马氏集团在政治上不合作，强调“名教”与“自然”对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轻视礼法。而乐广、裴{危页}“崇有论”基础上，郭旬以其《庄子》完成把“贵无”和“崇有”、“自然”和“名教”统一起来的任务。郭象提出名教与自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他舍异求同，以“独化论”来解决这对矛盾，认为圣人“虽寄坐万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遥也”(《逍遥游注》)；“圣人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大宗师注》)。东晋以后，玄学开始与佛教中般若学合流，逐步变为佛学的附庸。佛学的核心思想？佛家教义的主要思想就是鼓励人们行善，勿恶；忍耐，戒欲；生灵平等。道家的核心思想？“道”究竟是什么呢？归根到底，“道”是宇宙之本，万物之根，人类之始，运动哲理。《老子》开篇就说：“道可道，道。名可名，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第一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第二五章》)《管子‘内业》说：“凡道无根无基，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庄子‘大宗师》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不可受，可得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师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老子和庄子在很多地方都对“道”做了解释，但为什么还是不能被人理解呢？这是因为宇宙生成之初，那时究竟是什么也没有人能够理解。但我们知道它总有一个开始，所以老子就把这个开始称为“道”，所以道是先天地生的。其实“道”的内涵并不是老子开创的。《易经》中“太极”与“道”的概念相近。所以我们说道家思想是对易经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把“道”天的生成之“始”是很不够的，老子还把“道”归结为天的生成原理。天究竟是怎样生成的？似乎更复杂了。无论在东方哲学，还是西方哲学中这都是基本一致的。东方哲学认为，天是由于“阴”和“阳”的对立统一生成的。西方哲学认为事物都是由“正”“反”的矛盾和统一决定的。易经说：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老子说：“道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其实这是一种思想的两种表述而已。从根本上说，无论是宇宙，还是我们身边的鸡毛蒜皮都是由于“阴”和“阳”的对立统一形成的。
66、做人要本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做人要诚实，诚信乃做人之本也。
67、韩非就在教育上提出了不少严厉的论断。他认为在教育中应注意把握住一个问题的症结：你不能指望人们自觉为善，而只能设法令人不得为非。这个尺度一定，也就定下了教育方式的取向。 他举例说，在教育中，“母厚爱处，子多败，推爱也，父薄爱教笞，子多善，用严也”。而那些地方官吏丝毫不用爱道，教育效果却万倍于父。所以说，父母的爱心，乡邻的批评、老师的教导，“三美加焉”而不能改变“不才之子＂的毫毛。相反，官兵的严刑厉法则轻易地“变其节，易其行矣”。从“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判断出发，法家只看到刑法的统制作用，不讲教育和感化，甚至认为无需尊重人的人格、人的尊严。依据这一片面逻辑，韩非作出了一个著名结论：“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因此，正确的认识和做法是“不务德而务法”，教育是如此，社会政治的实现亦是如此。
68、法家不同于纵横家，在于有着完整的思想体系；而法家又不同于道、儒、墨三家，在于法家代表人物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准确说就是变法图强，因此法家在当时就不仅仅是一种学说，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这也就决定了在先秦的诸子百家中，法家对当时的社会进步和时代变迁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事实上，由于春秋早期的管仲时期法家思想的萌芽已经产生，因此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治国理念或多或少都已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同时，由于春秋战国时期文武分职并未完全定型，作为贵族阶层的卿、大夫还没有太明确的分工，常常是平时管理政事，战时带兵打仗；并且由于战争频繁，使得军事成为当时治国的第一要务，因此在这一时期，治国和治军之间并没有形成十分明显的区分，而治军理念也同样深受法家思想的影响。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著名兵书经典《孙子兵法》开篇就写到：“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其中“法令孰行”、“赏罚孰明”都体现了军队法治的思想。在当时，以“周礼”为核心的旧秩序逐渐瓦解，而法家思想所倡导的新秩序正在形成，体现在当时的治军理念中就是“礼”与“法”相结合的思想，例如《司马法》中提到：“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法家代表人物吴起在《吴子》中强调法令明，赏罚信的同时，也提出：“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通过“律”和“法”来治军，除了体现在这一时期的治军理论中之外，也贯穿在军事家们的治军实践当中：兵家是诸子百家中将实现军事目的当作第一目标的思想流派，代表人物孙武在练兵时，仅因一次军训成绩不理想，就凭“已明而不知罪者，吏士之罪也”将两名宫女斩首的做法，虽然有失草菅人命；春秋末期著名军事家司马穰苴因“军法期而后至者云何”将监军庄贾斩首更难免有借“执法”清除异己之嫌疑，但是，在当时“礼崩乐坏”、人心散乱的时代背景下，由于旧秩序“礼”的缺失，这些看似偏激的做法恰恰对于建立新秩序“法”的威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69、司马谈把这些思想流派称之为“六家”，并认为他们都是致力于如何达到太平治世的学派，只是他们所遵循依从的学说不是一个路子，有的显明，有的不显明，打个比方的话，就是登上山顶的路不止一条，但无论走哪条路，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70、而之后，秦二世又开始“复作阿房宫”，并“尽徵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为得就是不让天下人认为是“先帝举事过也”，终在秦朝暴政的统治下，诸侯并起反秦，而在秦始皇死后本就摇摇欲坠的大秦帝国，就在起义的浪潮中，成为了历史中的过眼云烟。
71、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子子舆，战国鲁国人。 “孟母三迁”的典故自古便成为教育的典故。 在学术思想上，他作出了“心性论”的阐述，提出了著名的“性善论”，重视养心，保养自己的心性。 在政治上，他提出了“王道仁政”、“民重于君”的学说，主张用“仁义”的思想治理国家。后代人认为孟子发扬了儒家学派的思想观点，并被尊称为“亚圣”。
72、君臣相比，君属于强势，臣属于弱势，其关系由强势君主导。
73、《本经七篇》的前三篇是盛神,养志、实意。主要是讲修身养性,是鬼谷子养生学说的原典。
74、再次，从字面上理解，哲学一词，起源于古希腊词语”philo"(热爱)和“sophis”(智慧)。哲学本意就是“爱智”，哲学家是“热爱智慧的人”。说白了，哲学就是一门使人聪明的智慧之学。
75、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管仲、商鞅、申不害、韩非子、李斯、桑弘羊、王叔文、王安石、张璁、张居正、严复、梁启超等。
76、这种论断认为法家思想只是适应春秋战国的乱世，而并不适用于完成大一统的秦朝，因为此时的社会矛盾已经发生了变法，秦朝依然沿用严苛的法家思想治国，这是法家思想没能与时俱进，而这种已经不合时宜的思想继续实践导致了暴政。
77、《太极图说》云:无极而太极。儒家的观点，认为这是在说“天理”:“理”乃是如此绝妙的东西，是“无”的“有”，又是“有”的“无”，是“无”跟“有”的统一。
78、以上所述很显然，墨子的核心思想“兼爱”，在社会关糸中的体现。“兼爱”就是统治国家“德政”体系基础。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思想。为广大老百姓办实事，树立和谐社会理念。
79、忤合,本意指违背一方的意愿,而合于另一方的意愿。“忤合”的实质是忤求合”,指在处事,论辩或游说中,要准确判定形势,灵活决定自己的立场,以求实现自己的目标。
80、《商君书》是商鞅在秦国进行变法的理论基础，而在主观上讲，它并不主张暴政，就如《去强篇》所说，国无怨民曰强国，所以商鞅认为国内的民众不怨声载道这样的国家才能称为强国，而重赋势必会造成民众有不满情绪，这与法家思想在主观上是冲突的。
81、申不害是战国时期郑国人，后出任韩国丞相，主持改革。申不害在韩国改革变法，其实也是以慎到的“势治”为基础。第一步就是加强君集权，稳固国内政治局面。第二步，就是实行“术”治，整顿领导班子，对大臣官员进行监督和绩效考核，有功劳就赏赐，有能力就封官加爵。并亲自出任韩国上将军一职，亲自训练士卒；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冶铸业，相韩15年，也使得韩国的势力确实大幅提升。
82、认为天道无为、道法自然，一切事物都有对立面，无所不容，不所不包，和谐统一等。据此提出无为而治、以雌守雄、以柔克刚等政治、军事策略，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哲学、逻辑、宗教。
83、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学术流派的成就，与同期古希腊文明交相辉映；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三大哲学体系。至战国时期，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84、(约前395年—前338年)，卫国(今河南濮阳)人。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故称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孝公死后，被贵族诬害，车裂而死。在位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
85、墨子(前468-前376)，名翟，春秋鲁国人。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墨子重要的伦理和政治主张是“兼爱”，但这种思想无法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在秦汉后便成为了绝学。
86、①哲学思想——“齐物”(任何事物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
87、虽然法家思想分为 “势”、“术”、“法”三派，但其实三派都是相辅相成，基础都是法治，只不过侧重点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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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韩非认为法的来源是道，是社会运行的必然法则，这种法则具体化为法律、法令、一系列制度条文。韩非的法是社会之法，又是合于道的自然之法，其法制思想是较深刻的，有其合理性。这种法具有公开性、公正性、强制性和必然性的特点。他主张法律条文要由官府定出而公布于民，让民众无人不晓，大家共同遵行，体现公正性。这些都具有合理性。但韩非在强调法的强制性时则有法权为君主专制的倾向。由批评儒家礼仁治国而忽视法度的一面，走向了极权、专制的一面，忽视了民本、民权、民主的法制基础。其法成了的外在强制。
90、首先，治国要讲究道与法。他认为国君应该了解掌握一切客观事物的存在原理，进而达到“见招拆招”的境界，才能造福天下。这种观点，趋向于哲学上的唯物论。
91、一是蜕：学习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就，应该不断地有所发明，有所进展，日渐而月进，并且使之产生质变。
92、法家的核心思想？法家的核心思想是以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是以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儒家思想产生背景？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几千年之后，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儒家思想的形成？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但是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
93、教练不是知识训练或者技巧训练，而是一种拓展信念与视。
